1984年汾阳老教师冯汝骅根据出土墓志铭记载的位置差异，提出晚唐汾阳城由东关区西迁的观点。因为没有历史记载，赵擎寰教授认为不存在西迁，《汾州沧桑》第一卷刘瑞祥则中和为逐渐西迁。至今没有深入再研究，故西迁说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

研究卜子夏文化的过程中，笔者认定东关城是魏文帝曹丕新建的西河郡兹氏新城，选址于段干木草庐和郭林宗学馆原址，以弘扬儒学。数百年后，唐代武后时期，在东关城之西新建大城，成为后世之汾州西河郡治所，而东关也一度乃郭下县。

汾阳大城新建于唐代

汾阳大城新建于唐代，有墓志铭为证。永徽三年（652）《任铨墓志铭》出土于西关距城三十米左右，而墓志铭记载“城西二里西原”。上元三年（675年）《王宝墓志》出土于西关西门距离汾城一里左右，而墓志铭记载“城西北三里”，显然当时汾州隰城在东关位置。这两块墓志铭出土时，冯汝骅亲自咨询了挖掘人，出土地点准确无误。而后来收集到的墓志铭，大多是博物馆社会征集，出土地点仅仅是个大概，所以只有极少能用来确证准确距离了。

唐代开成元年（836）的《郝叔良墓志铭》记“葬于郡城西南五里之万户乡文侯村东北一里”。冯汝骅认定，文侯村应该在汾阳正南，而这里写为西南，所以认定开成年间还没有西迁，从而提出汾阳城西迁的时间是开成元年——大中三年（公元849）之间。这里冯汝骅忽视了一个现象，汾阳城方位不正，与子午线呈45度夹角，所谓汾阳南关其实是汾阳之西南方，所谓北关其实是汾阳地理之东北方，所以《郝君墓志铭》与今汾阳城位置是吻合的。其实，汾阳东关城的原方向才是正南北的，所以东关正南之门，被称为斜城门，其实是正南门。汾阳城西迁新城逼东城而建，拆毁了老东城西墙。

根据汾阳博物馆2010年新编《汾阳市博物馆藏墓志铭》五十多方墓志铭研究，笔者推定汾阳城的西迁时间应该在武后时期。准确年份在永昌年、载初年（689）和天授元年（690）两岁之间。如汾阳西门外出土的垂拱四年（688）《张君墓志》记载“城西二里”，说明当时还没有迁建，其“甫临魏国之坰”当指武则天封其父武士彟为魏王。天授二年（691）汾阳南关砖厂出土《大周曹王府录事宋君墓志铭》“州西南三里”，这个与后来的州城位置已经吻合，可以确定天授二年之后隰城之西已经建成汾阳城。汾阳有武三思家族墓地，汾阳出土唐懿宗咸通三年(862)刊刻的《武闰墓志》记载：“唐给谏三思之后。以太后圣明，揆理弘哉大罗，其族仁伦庶望，难以匹乎”。武闰“遨游于汾水之西,甘居在西河之上”，其墓地在汾阳城西二里，并且为“先代营”即武家的祖坟，其曾祖父也葬于此地。这一说法，与武则天生于“河汾之阳”的说法一致。

永昌年武则天加紧了称帝计划，其年武承嗣在洛水中发现了“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仙石为武则天造势。载初元年（690年）九月间，策划了民间向武则天请求改国号为周的活动，李旦亦自请赐姓武氏。不久，群臣奏称“凤集上阳宫，赤雀见朝堂”，武则天准所请，于九月九日登上则天门楼，大赦天下，改唐为周，改元天授。这标志着武周王朝的建立。又改置社稷，改旗帜尚赤。十二日，在神都立武氏七庙。‌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武承嗣武三思等起建汾阳城，以歌颂武则天的神明。

汾阳新城为夸耀武则天而建，所以当属凤城之图腾。汾阳大城乃菱形即为鸟形，实际象征一只凤凰，卜山又称雁山，象征百鸟朝凤。汾阳城上角为天极，乃凤凰之首，下角为地极，乃凤凰之尾。凤凰栖息在木，其南临段干木故居和木桥街。明代孔天胤说汾阳城“高三丈二尺，盖王制百雉之轨”。武承嗣武三思修建汾阳城，不仅因为父辈曾经是汾州刺史，而且主要是因为武则天生于汾阳。武则天生于汾阳，证据确凿。

武则天出生在西河

唐代文学作品多次提及武则天出生在西河，唐代的西河郡西河县皆即今汾阳，西河郡北魏以来治隰城县即今汾阳城，唐代安史之乱时期汾州西河郡简称汾州，乃改隰城县为西河县。武则天生于西河具体包括以下铁证：

第一、武则天重臣杜审言诗证西河是帝乡。

杜甫祖父杜审言任职汾州西河郡隰城县令（汾阳），他作为县太爷迎接从洛阳北上的特使来汾州西河，杜审言说“隐隐帝乡远，瞻瞻肃命虔。西河偃风俗，东壁挂星躔。井邑枌榆社，陵园松柏田”。过了大禹开凿的灵石口就隐隐看到了“帝乡”西河，“井邑”指故乡，“枌榆社”是汉高祖在自己家乡修建的祭祀神祠，所以后世专门用来特指“帝乡”，西河郡乃“帝乡、井邑枌榆社”。这六句诗歌的意思是：前面就隐隐约约看到远处的帝乡了，看到帝乡后带着圣旨的李大夫显得更加虔诚。西河古地风俗安闲有子夏遗风，好似历经东壁皇家书斋的熏陶。天后的故乡形同汉王的枌榆社，满山松柏漫川田园十分迷人。

第二、武则天重臣崔融说武则天出生在“河汾之阳”。

崔融写的《皇后哀文》里提到“丰沛之疆，河汾之阳，异气发祥，圣后其昌”。“丰沛之疆”本指刘邦故里，生于丰县，长在沛县，自古丰不离沛，沛不离丰，皆刘邦故里。同样武士彟生于文水，武则天生于汾州西河，故合称丰沛之疆。某些人根据武氏祖籍文水将“河汾之阳”等同于文水县是简单化处理，“河汾之阳”的核心是西河郡之汾阳城。“尧号则天，汾阳诏跸”是武则天祭祀之文，解释了“则天”生于“汾阳”之间的特殊关系。汾州鼓楼曾经有“声寄河汾”之匾额。崔融与杜审言这两个记载比《旧唐书》早200多年，是武则天时代的现世记载。

第三、唐人《牡丹赋》记载“天后之乡西河也”。

《牡丹赋》记载“天后之乡，西河也”，比五代《旧唐书》早100余年，并得到唐文宗的认可。许多《牡丹赋》研究者直译这句话为：武则天的故乡是西河。这里的西河当然指西河县，此时西河郡改西河县已经100多年。文章结尾再一次强调牡丹来自武后故乡：“焕乎!美乎!后土之产物也”。这里的“后土”应该解释为武后故土，不可简单对等为后土娘娘。唐代的汾阳西河众香寺，也称众香精舍，日僧记载地处汾州城东五里，是牡丹花原产地。以上三则文献皆记载武则天第二故乡在西河，而不同于祖籍在文水。某些文学诠释文稿将“西河”附会为文水，显然也是根据祖籍地而得出的错误解释。

第四、武则天舅父被封为西河郡开国公。

太子李贤墓志铭中出现西河郡开国公杨元琰，“乃敕金紫光禄大夫、行卫尉卿、上柱国、西河郡开国公杨元琰，正议大夫行太子率更令、骑都尉、韩国公贺兰琬，监护丧事”。西河郡开国公地位与唐初名相温彦博相当，而史书不载，必是外戚，武则天舅父家人被封为西河郡公，这一信息说明了武则天母亲是定居西河郡之家族。金代碑文记载汾阳田村神母庙称武氏壶春园，神母庙壁画展示的是女王《迎驾图》《巡幸图》《燕乐图》，应该是武则天宫廷生活的再现。民国年间汾阳北关曾经有两块“曌园”石刻砌在居民墙上，与武氏浮春园有关。

武则生于西河故号西河帝乡，后来武则天赐祖籍地文水为武兴县与成长地西河郡隰城合成“丰沛”。武则天说“并州，朕之枌榆”，汾阳墓志铭有“枌榆里”。

武则天祖籍受阳（文水），其母感孕在四川利州，武则天出生地以及成长地俱在西河，汾阳对武则天影响较大，所谓“尧号则天，汾阳诏跸”。唐代汾阳人段成式记载武则天诞辰之日，全城母鸡打鸣，这或许是民间杜撰，但也是武则天生于西河的再次说明。五代后晋时期撰写《旧唐书》距离武则天往事已经200多年，期间武则天已经被后人诟病，文水存武士彟墓地，故《旧唐书》只记祖籍不知道武后生地，忽视了“西河帝乡”的唐人共识。

武则天被后来的李唐后裔抹黑，被五代北宋以来的统治者诋毁，武氏文物一并毁损，所以武则天修建汾阳城的历史也就失去了记载。但武则天命制的汾阳城，从此成为汾州城的代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