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13日，侵华日军占领交城县城，继而向交城山区进行“扫荡”。1941年10月，日军在交城山根据地的前沿夹岔东社镇设立据点，驻扎日伪军，并逐渐开始“蚕食”交城山根据地。为积极有效地组织根据地军民，发展生产，打击日军，保护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中共晋西区党委、晋西北行政公署决定，交城县划分为交城县和交西县。

1942年9月4日，日军又在交城山的腹地芝兰、岔口、草庄头修建据点，长期驻扎；还在武辕城鏊子峁、野则河碟儿茔、青沿梁上、古交石千峰等地相继建立据点。日军的这些据点，犹如锲入交城山根据地的楔子，不但使原来的抗日游击区变为沦陷区，根据地变为游击区，而且阻断了交城山根据地内部及对外交通联系，使交城山根据地面积大为缩小，抗战进入最为艰难的时期。八分区根据地面积缩小了90%以上，仅剩下距敌据点较远的17个行政村和没有建立“维持会”的100多个自然村。日军依靠设立的据点，四出“扫荡”，次数更为频繁，不断袭击和包围驻交城山区的抗日部队、游击队和党政机关，手段极为残忍，使交城山根据地蒙受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1942年春，晋西北根据地领导人林枫在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晋绥边区对敌斗争的情况时，毛泽东指出：要在正面发动群众，搞敌后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10月31日，毛泽东向晋绥边区发出指示“要迅速检查根据地缩小的原因，制定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为全面开展“挤敌人”斗争，做好政治上、组织上的准备，11月14日，中共晋绥分局召开晋绥分局、行署、军区、抗联以及各专署、军分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贯彻落实“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发出《关于加强对敌斗争的指示》，指出：“把敌人挤出去”是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和任务，决定主力部队深入敌后开展“挤敌人”运动；调整八分区的领导机构，罗贵波任八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

“挤敌人”斗争期间，中共交城、交西县委认真进行了党的思想、组织建设，开展党员干部的培训及整风运动，在党内普遍地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同时，在根据地内广泛开展民主选举政权的工作，巩固和发展了农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继续开展减租减息工作的基础上，广泛发动大生产运动，极大地解决了交城山根据地经济上的严重困难，改善了军民生活，提高了战斗力，保证了抗日武装斗争的胜利。

经过坚持不懈、轰轰烈烈地“挤敌人”斗争，至1944年秋，八分区先后攻克、逼退日伪据点128个，收复2685个村庄，解放人口364500余人，歼敌近3000人，使根据地面积扩大到1940年时的状态。毛泽东得知情况后，当即向晋绥分局电示：“在其他各分区也令他们开展八分区那样的战斗，打出威风来扩大自己挤小敌人。”

党的统一领导

1942年12月，中共晋绥八地委在交西县横尖镇关则峁召开第一次“挤敌人”会议，研究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把敌人挤出去”和中共中央及晋绥分局关于“加强对敌斗争”的一系列指示。

罗贵波主持会议，专员康世恩、副书记张永青、组织部长梁树棠、宣传部长胡亦仁及陈郁发、肖靖、张希钦，六支队队长郭庆祥、政治处主任李恽和，交城、交西县委、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确定了“挤敌人”的指导思想，既要积极地与敌人战斗，又不能太急躁，贸然攻打，必须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发动群众，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开展对敌斗争。会议决定：

（一）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

调整各县县委领导班子，选拔能文能武的同志担任县委书记，要求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有的还兼主力团政委。县委统一领导全县的党政军民对敌斗争工作。部队负责干部参加县委工作，由正规军、县大队、区小队和民兵紧密配合，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积极地开展各种“挤敌人”斗争。

（二）实行精兵简政

地、县机关都进行精简、调整。对部队，将原四、五、六支队，合编为五、六两个支队，各辖四个连；工卫旅二十一团保留番号，缩编为一个营，辖三个连。

（三）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

要求各县围绕对敌斗争这个中心，开展地方工作。分区从主力部队中抽调部分精干力量，组成武装工作队，深入山区、平原，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敌占区和游击区工作。

（四）集中优势兵力，围困敌人伸入八分区腹地的岔口、芝兰、草庄头、归化、榆林山等据点；给各部队划分了活动范围，规定了斗争任务

重点研究了围困岔口、芝兰据点的行动部署和作战方针，六支队负责“挤”岔口敌人，二十一团负责“挤”芝兰敌人。

会议之后，各县、区党政军民很快就以新的思想、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斗争方法，展开了积极向敌人挤地盘——“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全分区燃起了对敌斗争的熊熊烈火。

12月，中共交西县委进行调整，由党政军三方面负责干部组成，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赵琦任书记，郭庆祥、李恽和、张英、尹尚志、张清源为委员；从各区抽调一批干部和民兵，组成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由县委委员、组织部长张英兼任队长，县武委会主任武振国和二区区长曲友仁兼任副队长。武装工作队下设有民兵英雄段兴玉、崔三娃、韩凤珠等在内的一个民兵中队，并划分了各区民兵活动的防区，从四面围困岔口据点。

1943年3月，交城县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肖靖任中共交城县委书记；成立对敌斗争委员会，县委宣传部长、县抗联主任华国锋任主任，工卫旅二十一团一营营长张中如任副主任，县游击大队长侯成章、三区委书记李立功、三区长白生华为委员。主要围困芝兰据点。

武装斗争

武装斗争是“挤敌人”斗争的一项重要工作。1941年，交城县先后在北社、岭上、木瓜会等地建成第一批军火生产合作社，生产地枪、榆木炮、手榴弹、大刀、红缨枪，及各式地雷、石雷、拉雷、瓷雷、自发雷等。1943年春季，交西县在会立、南社等地建起军火合作社。各合作社加紧生产武器，有力地支援了“挤敌人”的战斗。

交城、交西两县广大军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开展围困、攻击敌据点，伏击外出“扫荡”的日伪军，截击敌运送给养的武装斗争。1943年1月至1945年上半年，抗日军民通过开展军队及群众性的武装斗争，收复被日军占领行政区1个，行政村58个，自然村289个，土地面积755平方千米，解放了8989户3.9万人。

1945年8月，武辕城、古交、河口、石千峰据点日军被迫撤离，狼狈逃跑，交城山根据地全部获得解放。八分区机关及交城县机关进驻夹岔的东社、西社、米家庄、沙沟等一带，领导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指挥开展平川地区的解放战争。

围困日军岔口据点。1942年9月，日军第五十九旅团笠原大队驻文水的佐佐木中队侵入中西川岔口村，强占民房，建立据点。强迫周边村庄百姓拆用岔口、东坡底、逯家岩等村庙宇及柏叶口戏台砖石木料，在村北猴儿山顶修筑碉堡。据点常驻日军1个中队、伪军1个分队，共计100余人，配备有山炮1门，重机枪、轻机枪、掷弹筒等武器，妄图扼控中西川、葫芦川、四道川之交通，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系及经济物资供给。

1943年1月，交西县开展围困岔口据点的斗争。担负围困任务的是五支队二连，六支队三、九连和武装工作队，整个斗争由交西县委直接领导。

3月10日夜，六支队突袭岔口村，包围伪军驻地，点名喊话，开展政治攻势。伪军兵无战心，小队长乘机率众投降。日军出动后，被六支队打回据点，孤守待援。此次战斗，解决伪军一个小队，缴获部分武器、弹药和粮食，解救10余名被抓群众。4月9日，六支队三连再度出其不意袭入岔口，俘伪军30余人，打开地牢，救出被捕受难群众40余人。

交西三区民兵日夜在岔口周围监视和打击敌人。3月，民兵突袭岔口，使敌猝不及防，40名受难同胞脱离虎口。5月13日至20日8天内，民兵连袭岔口敌5次。13日，在柏叶口山头上袭击敌人，解救妇女13人；15日和16日，民兵连续袭击岔口外出挑水打柴之敌，神枪手击毙敌碉堡上哨兵1名；18日夜，民兵攻入岔口据点，活捉伪书记2名；19日夜，民兵攻入岔口村，日军被吓得跑入碉堡内一枪不发，缴获毛驴7头、骡子1头及很多食品，并俘敌炊事员1名；20日，在距岔口2里之外，打退20余名出扰之敌。

7月，敌曾三度增援岔口，均被工卫旅二十一团击溃。20日夜，东社敌百余再度增援岔口，经会立村时遭受伏击，伤亡30余人，余敌慌忙逃窜，跑回东社据点。

1942年9月，因对敌斗争的需要，岔口、会立村的5名中共党员，奉组织指示，以刘福全为会长，组成岔口“维持会”，打入敌据点，至次年3月1日，切断维持，撤出据点。半年多时间内，“维持会”及时地收集和提供了敌之大量重要情报，配合据点外部队和民兵武装给敌以沉重打击。与此同时，还不断与敌周旋，设法营救出一些被抓的干部、群众，保护了人民利益。

经交西县党政军民的“坚壁清野”，长期围困、打击，致使岔口据点日伪军挑水、打柴不敢在白天进行，整天被困在“乌龟壳”里，无法立足。迫使驻岔口日军于1943年7月21日炸毁碉堡逃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