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阳地处晋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二千六百年，设都、州、府、县、市建制长达一千五百余年。汾阳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质甘美，物产丰富，远在六千年前，即有原始先民在此定居，开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活动。

1998年，由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驻汾阳，对汾阳杏花村遗址进行细致的野外调查，用一件件深埋在地下的古代文物酒器撩开汾酒历史神秘的面纱。

杏花村遗址在如今汾酒集团所在的杏花镇东堡村东北方向，面积约十五万平方米。根据获得的层次关系及对其内涵的分析，考古学家将遗址形成分为八个阶段，分别属于仰韶、龙山、夏商文化时期。

其中第一、二阶段，属于大约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在出土的器物中，有大量的陶质罐、盆、瓶、壶、碗、刀等生活用具，此外还意外地发现了稀世珍宝小口尖底瓮，成为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酿酒容器。原始先民把谷物装进小口尖底瓮中，待其发酵成酒后即可澄清饮用。甲骨文和钟鼎文中的“酒”字，即从这种瓮体象形演化而来。

杏花村遗址小口尖底瓮的出土，把我国人工谷物酒的酿造时间提前到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期。这个发现，为探讨中华原始酒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珍贵的标本，也为研究地球酒史找到一把新的钥匙。

在杏花村遗址第三、四、五、六阶段，考古学家们挖掘出相当数量的壶、尊、杯、甑、大口瓮和三足杯等陶制酒具，这一时期，也是华夏造酒之祖仪狄和杜康生活的时期。

在杏花村遗址第七、八阶段，主要为商代器物，其中的酿酒器、盛酒器品种数量均显著增多，尤其是遗址中发现的玄纹铜爵，是商代青铜酒器中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遗址中出现这样精美的酒具，当时所酿酒的质量之好可见一斑。

得天独厚的杏花村，用水和高粱酿出属于自己的荣誉与财富。这里有着让人羡慕的自然地理条件，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平整，出产的高粱颗粒饱满，营养丰富，非常适合酿造使用。这里还流淌出源源不断的地下泉水，清澈透明，味美甘甜，杏花村的空气和土壤，也含有多种极利于酿酒的微生物。这些都构成了非他处可比的产酒优势。

多少年来，杏花村人把他们的这种优势称为“天、地、禾”。天，就是气候和看不见摸不着的微生物；地，就是这里的神井和神泉水；所谓禾，就是指汾河水土孕育出的高粱、豌豆、大麦。

除此之外，杏花村汾酒还与西北的匈奴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汾阳古称兹氏，汉魏之前，与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隔黄河而居。长期以来，两岸纷争不断，刀光剑影，争战激烈。经年累月的战争使两岸民族两败俱伤，筋骨大伤。曹魏时期，由于两族人民对战争的厌倦，汉朝廷实施和靖政策，终于促成一些匈奴部落的内附和移民。

据《晋书》记载：“魏末，复改帅为都尉。其左部都尉所统可万余落，居于太原故兹氏县。右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祁县。南部都尉可三千余落，居蒲子县。北部都尉可四千余落，居新兴县。中部都尉可六千余落，居大陵县。”这一记载说明，在魏晋时期，应该有三四万匈奴人移居到山西省，其中汾阳就达一万多人。

朝廷允许匈奴人移居内地，目的是要同化他们，采取的自然是与汉民杂居的方式。这大大方便了汉匈两族群众，他们互相交朋友，交流酿酒技术。于是汾阳地方酿酒数量大增，酒的质量也越来越好。正是这种民族的交流和互动，促使山西地区生产出一系列名酒。其中汾阳杏花的汾清酒和竹叶青酒，最为人们喜欢和赏识。成为最早载入史册、为人所称道的中国名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