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焕春

抗日战争时期

1938年2月17日，日军第一〇九师团先遣队，侵占了汾阳县城，先后制造了坡头惨案等多起惨案，并建立了维持会，在城内南水井设立联军司令部，沿平汾铁路，太汾、汾离、汾孝公路等交通线设立了据点，主要有：白石、义安、仁岩、罗城、杨家庄、王家池等10多处。汾阳成为了敌占区，汾阳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真实报》

1938年3月，战动总会游击一支队政治部派工作团来汾阳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国工作。工作团由第一路纵队政治部宣教科科长王燕士任团长，刘野平任副团长，并配以一个作战分队(以后扩建成一个特务连)。团部还选派了郭伟人和吕赛、郝俊耀参加工作团。团部设政工、宣传、锄奸、侦察、筹捐等部门。工作团驻地安上村，同在汾阳西部的八路军一一五师的部队配合行动，以汾阳边山龙湾、熬坡、石老等村为中心，在西起峪道河，东至冀村镇，南至见喜、董和村日军统治下的广阔平川地区开展工作。

工作团来汾后，积极发展农村共产党组织，建立了汾阳北部地区第一个农村党组织——安上村党支部，随后在杏花、武家垣、冯郝沟、南沟、大相、小相、罗城、西陈家庄等村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在工作团的努力下，争取了一批村维持会暗中为游击队和抗日政府服务，建立了秘密的群众组织——人民救国会，发动群众开展反奸、反霸，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工作团还组织了武装演出队，巡回各村演出以抗日救国为内容的短剧、活报剧等，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宣传活动。锄奸反特、剿灭土匪是工作团的又一项重要任务，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于那些坚决与人民为敌的汉奸、特务，根据党的政策和群众的要求，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罪行，公开镇压。

1938年4月，工作团在杏花村（原称尽善村）创办了战斗报社《真实报》，将各地的抗战实况及时传播给敌我交错区的人民群众。工作团指派郝俊耀赴峪道河，李映源、李建平、马鸣华等同志分赴杏花、冀村、罗城、西陈家庄和见喜村一带进行活动，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与当时各村的村公所和敌人建立起来的所谓维持会打通关系，向他们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争取他们支持战斗小报的发行工作。另一方面在各村秘密组织了“人民救国会”，安排了一些专职情报员，借用村公所或“维持会”伙计(差役)的名义，进行通讯联系工作，为报刊发行创造了有利条件。

工作团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大力支持。董寺村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忠贤先生，将他在抗战前为本村小学校购置的一架油印机供给报社使用。杏花村在太原经商的梁文俊同志，利用合法身份，秘密地去太原为报社购买纸张、油墨、蜡纸等物品。王德斋担任报社主编兼刻写。刚开始刻写创刊号，是由王燕士同志以师带徒的办法进行口传手授。由于刻印、校对和卷发报纸一系列工作十分繁复，而且人员有限，曾一度出现了力量不足的现象，王增谦同志带动当地群众给予了大力帮助，克服了工作中遇到的种种困难。

稿件除报社自己编写些通俗简短的抗战救国的材料外，还刊载支队政治部及工作团供给的《延安日报》《晋绥战斗报》以及后方发来的各种抗日报刊中比较重要的报道通讯和党的各项政策指示。《真实报》内容丰富真实，报道及时迅速。报纸由秘密情报员星夜用“鸡毛传递”的办法分发到各村，黎明前张贴在大小村庄的通街要路口、群众必经之地。过往群众看到了这一抗日小报，既惊喜，又赞叹，进而一传十、十传百，于是小报上刊载的内容，像长上了翅膀似的，使党的各项政策指示与八路军奋击日军的胜利消息，特别是敌人的种种残暴行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起到了扩大宣传抗日救国的积极作用。

《真实报》是当时汾阳县城北部唯一的地方小报，直至1938年9月下旬，由于战总会游击第一支队改编为山西新军暂一师36团，并奉命移驻五寨、岢岚一带，遂将这一报社移交给另一个新闻单位接办，不久即被迫停刊。

《敌区烽火报》

1939年春，汾阳南部地区党组织创办了《敌区烽火报》。中共汾孝中心县委宣传部部长柳林派做宣传工作的李华负责主办，胡平任主编。

《敌区烽火报》以宣传和动员抗日，揭露日、伪、顽罪行，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唤起民众共同抗日为宗旨。创刊词中写道：《敌区烽火报》为民众之喉舌，人民子弟兵之号角……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日寇驱出国境；起来，有血性的中华儿女们，武装起来，保卫祖国，收复失地，为民族解放、为自由而战，拿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万众一心，消灭敌人；前进！愤怒的中华儿女把抗日烽火燃遍了全国，燃烧在太行、吕梁和黄河，燃烧在汾水之滨的山山水水和广阔原野上……

《敌区烽火报》是一张八开纸小报，蜡纸刻版、油墨印刷，不定期出刊，每期印刷200至500份。报头为大字草书，间或为行书，红色套印，标题和文字采用仿宋体，用花边分栏，使文字互相间隔，版面清晰，便于阅览。消息报道来源一是当地新闻采访，二是转载《抗战日报》《新中华报》《解放报》等报刊最新信息和政策理论文章，三是约稿、征稿。当时写稿的有：柳林、郭士杰、肖平、陈可默、温克敏、李云、郭书年、曹诚、李琪、郑河、于兴亚、秦生梅等人。编审人员有王俊斌、陈可默等人。

《敌区烽火报》通过由干部、农民、工人、店员、战士组成的通讯网，沿村转递、张贴、传阅，秘密发行于汾阳及靠近汾阳的孝义、平遥、文水和交城山区一带。有的还送进敌人据点中。

《敌区烽火报》对日伪震动很大，日军在北小堡村看到墙上贴的《敌区烽火报》后，如临大敌。日军获悉《敌区烽火报》办在其占领区后，四处搜捕。办刊人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首先是建立情报网，随时注意日军的动向，发现情况，及时转移；要做到掌握敌人行动规律，处处设防并随时准备好应变的措施。为防备敌人突袭和搜查，办报人员采取流动作业的办法，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与日寇巧妙周旋，游击出刊。在平川驻村外、村边并事先找好秘密收藏处，一遇紧急情况，速将印刷用品、纸张等埋藏到老乡菜窖、马厩、牛棚、柴草房、顶棚、夹壁墙中，同时疏散人员，彻底灭迹。灭迹也不能用火焚烧，大多采用填塞老乡炕洞和挖坑掩埋的办法。夏秋之间，则多在青纱帐中、瓜田窝棚下、坟墓地里工作。在山区则选择小山沟、后沟、沟岔、土窑洞等僻静处为工作点。其次是巧妙解决原料用品等问题。报社印刷所需原料、用品均在敌人控制、禁运之列，办报人员往往扮成小商小贩，冲破敌人封锁线零星购置或通过地下关系秘密采购、化装转运。在青黄不接时，常以他物代之，如刻印用的铁笔尖，常利用唱机的唱针在钢版上磨制而成，就连清除手上玷污的油迹也是将灰灰草、冬白菜、小白菜、菠菜叶揉烂后，用其汁来去脂、脱色、脱味。办公条件更为简陋，刻蜡版一般趴在老乡炕桌上，在靠近阳光较充足的窗前工作，野外作业时连这样的条件也不存在了；在山区，最理想的桌子便是四条木腿交叉的牛槽了，在槽上放块木板或老乡的擀面案板、切菜板，刻字者伏在槽上，两条腿正好伸入槽下，槽内还可放置文具等。

1940年5月1日至20日，《敌区烽火报》在晋西区党委兴县召开的文化界联合会议上参加了展出，受到了与会者的称赞。此次与会的党政军领导人有贺龙司令员、从延安来的诗人肖三、塔斯社记者莫得文、牛荫冠、杜心源、郁文、卢梦、亚马等。到大会做报告的人有：林枫、贺龙、张稼夫、关向应、甘泗淇、续范亭、七月剧团团长叶石等。会上，党政军各部门、各单位展出了各类报刊。贺龙司令员对《敌区烽火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边看边连连点头、反复念叨“烽火”二字，并对与会的文化界人士说：“你们拿笔杆子揭露敌人罪行，鼓舞人民斗志，我拿枪杆子为你们站岗放哨！”“你们拿笔杆子写呀！揭露敌人野蛮残暴和烧杀掳掠我人民的种种暴行！”“鼓舞我人民和战士的战斗士气！坚决抗战杀敌！”

1940年秋，《敌区烽火报》被迫停刊。

解放战争时期

1947年冬，阎锡山当局从政治、军事、经济多方面加紧对平川人民的血腥统治，推行惨无人道的“三自传训”屠民政策。所谓“三自传训”即自清、自卫、自治，“三自传训”的中心是自清阶段的“自白转生”，这是阎锡山的所谓“肃伪办法”。

阎锡山认为：10个人中必有1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分子，也有1个同志会员或拥护他的人，其余8人则是中间分子。经过自清要除掉这1个共产党员或共产党的同情分子，把其余8个中间分子变为同志会员或拥护他的人，这就是“十除一、一变九”的大屠杀计划。驻汾阎军在“三自传训”中，执行阎锡山“宁教错杀一百，不要放过一个共产党员”的指令，先后对农民、市民、干部、教员、学生、商人分批传训，并对他们施用钉竹签、坐板凳、压杠子等酷刑，其手段令人惨不忍睹。他们将怀疑为共产党员的被害者的头蒙上、口堵住，逼令“同情者”和群众动手打，然后将死者的头割下，悬挂示众。汾阳城乡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不少群众因怕传训而跳井、投水瓮、吞金、服毒、上吊、跳崖自杀。

1948年春，中共汾阳县委、汾阳县民主政府根据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责成县公安局编印《敌情动态》。《敌情动态》设置的栏目有：驻汾阎军的简介和动向；阎军及阎政权的暴行及罪行；阎军及阎政权的新企图；全县对敌斗争形势分析等。《敌情动态》是内部秘密刊物，只限县、区以上主要领导参阅。其作用一是向上级汇报汾阳的敌情；二是帮助县、区领导搞好决策。《敌情动态》共刊出16期，1949年停刊。

从1923年社青团汾阳支部创建到1925年中共汾阳特支诞生，再到1945年8月下旬侵汾日军投降、1948年7月11日汾阳全境解放，1949年10月1日，汾阳人民同全国人民一道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年代里，汾阳党团组织创办的进步刊物传播了进步思想和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揭露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反动本质，团结和动员广大群众展开了与帝国主义、军阀及反动政派的宣传斗争，培育了革命力量，在政策宣传、澄清谬论、动员群众、壮大队伍、对敌统战、赢得支持等方面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供稿单位：汾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汾阳市地方志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