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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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在吕梁大地发生过的抗日战斗，一般人最先想起的就是薛公岭战斗，而且会从交通的特殊性去大赞特赞这一战斗，但我认为要讲薛公岭战斗，还应该要提及油房坪大捷，这样更能凸显这次战斗的战略意义。

准确地说，薛公岭战斗是一场伏击战。

1938年9月的吕梁山脉，早已过了白露，晨雾如纱笼罩着蜿蜒的汾离公路。薛公岭本就茂密的大森林中，八路军686团团长杨勇趴在湿漉漉的草丛里，目不转睛地盯着山下缓缓驶来的日军车队。他的手指在扳机上一动不动，身后的三百余名战士的呼吸几乎与山风同步。

那一刻，薛公岭山域静得实在可怕。

谁知道，就是这场伏击战，成为八路军在晋西战场中最精彩的“以静制动”的经典战例。

当年入夏以来，侵华日军气焰正盛。108旅团旅团长山口少将狂妄宣称要“饮马黄河，直取延安”，这口气确实大。山口少将将指挥部迁至离石，摆出一副势不可当的架势。而此时的八路军115师代师长陈光与343旅686团团长杨勇，正站在吕梁山脉的地图前，目光凝重地盯着日军的动向。

盯着，死盯着。说是盯着整个吕梁山脉，不如说眼睛早已经锁定了薛公岭区域，锁定了直插薛公岭区域的汾离公路。

这两位湖南籍将领，有着截然不同的成长轨迹，却有着同样铁血的性子。35岁的陈光从乡赤卫队队长成长为红军猛将，长征中指挥过飞夺泸定桥这一硬仗；25岁的杨勇则是从劳动童子军走出的少年英雄，平型关战役中已崭露头角。当重要领导因伤离队后，陈光硬生生地扛起115师的大旗，而杨勇的686团，也已经成为插入日军腹地的一把尖刀。

“必须切断山口的补给线！”陈光在地图上圈出汾离公路，这条蜿蜒于吕梁山脉的交通线，是日军进攻延安的生命线。杨勇主动请缨：“让我去薛公岭，那里的地形适合打伏击。”就这样，杨勇带着侦察员在崎岖山路上潜行三日，带回的情报令人振奋——日军运输队警惕性差，且缺乏重火力掩护，公路在薛公岭段如蛇形缠绕，两侧山高林密，正是设伏的绝佳之地。

9月14日凌晨，薛公岭的山谷还浸在雾气中。686团的战士们却在灌木丛中潜伏了四个小时，冰凉的露水浸透了棉衣，却冻不住他们眼中的怒火。

杨勇趴在最高处的岩石后，手里的望远镜紧紧锁定着公路尽头——一串汽车灯光正刺破晨雾，像毒蛇般缓缓爬来。“再等等，等最前面的车过了弯道。”杨勇低声传令。20辆日军汽车首尾相接，载着弹药和士兵，毫无防备地驶入伏击圈。当最后一辆车刚进入射程，杨勇猛地挥下手臂：“打！”

整个薛公岭山脉如同猎人惊了野山，能跑的，能飞的，都炸了天。

山崩地裂般的枪声瞬间撕裂了整个山谷。手榴弹如冰雹般砸向车队，第一辆汽车被炸毁在弯道处，彻底堵死了日军的退路。后续车辆接连起火，日军士兵从燃烧的汽车里窜出来，还没站稳就被精准的步枪射击放倒。战士们冲出掩体时，看到的是20辆燃烧的汽车残骸和200多具日军尸体，缴获的物资堆成了小山。

捷报传到115师指挥部，陈光和政委罗荣桓当即签发嘉奖令。但谁也没想到，三天后的一场“运粮车风波”，让这对将帅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

又是一个凌晨。9月18日清晨，情报传来：日军派出一辆运粮车，护送两个小队前往前线。陈光的电报立刻发到杨勇手中：“务必拦截，绝不能让日军获得补给！”然而，杨勇站在指挥所的地图前，却陷入了沉思。参谋们急得直跺脚：“团长，这是送上门的胜仗啊！”杨勇手指地图，在汾离公路的区域上滑动，突然抬起头：“不打，不能打，放他们过去。”

“什么？”众人惊呆了。正当大家议论纷纷时，杨勇解释道：“一辆车的粮食不够日军塞牙缝，这更可能是试探。打了这仗，日军必定加强戒备，我们会失去更大的机会。”

陈光接到报告时，气得将电报拍在桌上：“杨勇太自负了！”他当即绕过旅部直接发电质问：“游击战要积小胜为大胜，岂能挑肥拣瘦？”杨勇回电依旧平静：“小不忍则乱大谋，明天再说。”

这场争执在115师传开，有人说杨勇犯了轻敌的错，也有人佩服他的定力。直到第二天清晨，答案终于揭晓——18辆满载军火的日军车队，大摇大摆地驶入了杨勇在油房坪设下的新伏击圈。

这就是为什么讲薛公岭战斗，必须提及油房坪大捷。这看似两场战斗，却是一次有勇有谋的整体战斗策划。

9月19日，太阳早已爬上油房坪的山顶，18辆日军汽车就像进入无人之境，沿着公路驶来。驾驶员们哼着小曲，丝毫没察觉出两侧山林里，686团的战士们紧握上了膛的步枪，就等开枪的那一刻，等着“大鱼”落网。

“打！”随着杨勇一声令下，早已准备好的轻重机枪同时开火。日军显然没料到会遇袭，前几辆车瞬间被打爆，后面的车想掉头逃跑，却被挤成一团。战士们冲下山时，看到的是比薛公岭更丰厚的战利品：成箱的步枪、机枪，堆积如山的手榴弹，还有日军急需的通讯设备。

当捷报再次送到陈光面前，这位暴烈的战将沉默许久，“还得是这小子，就是比我想得多，考虑得周全。”油房坪大捷后，日军108旅团因补给彻底断绝，不得不放弃进攻延安的计划，山口少将在溃退中被游击队击毙。

油房坪战斗同样也是一场伏击战。它与薛公岭伏击战，共歼灭日军400余人，摧毁汽车38辆，缴获的军火足够装备一个团。这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更展现了八路军将领高超的战略思维。杨勇的“放小车钓大车”，看似冒险，实则精准把握了日军的心理；而陈光的“积小胜为大胜”，体现了敌后游击战的基本原则。两位将领的分歧与最终的胜利，共同构成了抗日战争中灵活机动的战术精髓。

如今，吕梁山脉的公路早已平坦宽阔，从平川通往吕梁西部的主要交通要道依旧从此穿过，当年的战场早已经成了安静的村庄，这种宁静是铁血与智慧的结晶，更是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最珍贵的一笔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