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文化作为制度约束外更具持久力与渗透力的治理资源，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之际，单纯依靠制度执行的反腐模式，无法契合新时代治理实践的复杂需求，迫切需要借助文化力量达成价值引领与行为自觉。

一、新时代廉洁文化的时代背景与内涵结构拓展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进，对权力运行规范性与治理效能提出了更高要求，廉洁文化建设的时代意义日益突出；反腐败斗争已从以问题整治为主的阶段性治理，渐变为常态化、制度化、系统化推进，单靠制度约束和纪律惩戒，虽可遏制部分违规行为，却难以解决思想认知与价值取向的深层问题，在此情形下，廉洁文化作为引导行为、凝聚价值共识的软性治理力量，成为夯实治理基础、提升效能的有力支撑，时代属性强化，功能定位从“辅助性”转向根本性、引领性治理要素。

新时代廉洁文化在内涵结构上有突破，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清廉自守”和“道德劝诫”，形成层次清晰、要素完整的复合结构体系，其核心是以价值认同为驱动，以制度精神为支撑，以行为规范为表现，构建由内到外的整体逻辑，价值层面强调公权为民、依法用权、廉洁履职等理念，引导党员干部形成稳定的廉洁价值取向；制度层面将廉洁理念嵌入权力运行规则和管理流程，使文化要求变为可操作的制度规范，实现价值引导与制度约束高度统一。

廉洁文化在实践拓展层面具有时代延伸特征，社会结构多元、治理场景复杂，其作用领域从机关和干部群体拓展到基层治理、公共服务和社会生活，功能从单一道德约束变为涵养政治生态、优化治理环境和塑造社会风尚的关键；信息化和数字化使公众参与和舆论监督能力进一步增强，对廉洁文化传播、表达和实践效果要求提高，促进廉洁文化从灌输式教育转向融入式建设，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

二、廉洁文化建设面临的现实问题与内在制约因素

当前廉洁文化建设推进的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化倾向，部分地区和单位对廉洁文化认识流于表面，简单把它等同于口号宣传与集中式教育活动，重展示而轻实效，无法让干部在工作中形成稳定廉洁行为模式。

制度与文化协同推进时，融合不足问题较为突出；制度建设重点以规则程序构建刚性约束，文化建设强调价值引导与思想认同，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二者常被分开处理，缺少系统衔接。

廉洁文化建设受社会环境变化与治理结构复杂等内在制约，利益格局多元、价值取向分化，部分领域功利化、效率至上倾向明显，直接冲击对廉洁理念的稳定认同，在工作推进过程中还会削弱廉洁教育成效。

三、廉洁文化建设载体创新的实践路径与机制构建

新时代治理环境中推进廉洁文化建设，需跳出传统的单一宣传模式，注重载体创新与实践的有效融合。实践中，要以贴近实际、融入日常为指引，将廉洁文化嵌入权力运行与公共服务全流程，覆盖决策、执行、监督等各节点。比如，针对重点岗位、关键流程和高风险区域，将廉洁要求细化成具体操作规范与行为指南，借助岗位廉洁清单、风险提示卡及情景化案例教学等途径，让廉洁文化从抽象理念转变为可感知和可执行的实践准则。

数字化手段为廉洁文化载体创新开辟了新的路径，突破传统教育时空与传播局限，借助信息化平台，能打造包括教育引导、风险预警及行为反馈的廉洁文化数字载体。以在线学习、互动答题、案例推送等形式，达成廉洁教育常态化与精准化，使干部群众随时可获取廉洁知识、接受廉洁文化熏陶。结合大数据分析与智能推送技术，对不同群体和岗位的廉洁风险特征分类识别，提供差异化教育内容，避免 “一刀切” 灌输，如此提升廉洁文化传播针对性与实效性。

载体创新于机制层面，需配套长效运行体系。完善协同机制是其一，将廉洁文化建设融入党建工作、干部管理与基层治理整体规划，促使纪检监察、组织人事、宣传教育等多部门协同发力，打破条块分割局面，形成共建共享态势。健全评价机制为其二，将过程性评估和结果性评估相结合，着重考察廉洁文化在规范行为、防控风险、改进作风方面的实际成效，避免重痕不重绩、重形不重效。强化保障机制是其三，在制度规划、资源调配和专业支持等方面给予持续保障，配足专职人员，保障专项经费投入，保证载体创新能长期稳定开展，从而提升廉洁文化建设的整体效能。

四、结语

新时代开展廉洁文化建设，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需求，也是提升治理效能的重要保障。系统拓展廉洁文化的内涵，正视现实存在的制约因素，以制度嵌入和数字助力促进载体革新，这能促使廉洁理念从外在约束转变为内在自觉。不断完善协同推进和长效运行机制，才可让廉洁文化切实融入治理实践与社会生活，为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性治理环境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作者单位：山西焦煤霍州煤电集团丰峪煤业有限责任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