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一种绿色生产力，绿色发展构成了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战略目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作为马克思早期的一部重要著作，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思想，对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一、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石

（一）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内涵与本质特征

新质生产力作为绿色生产力，蕴含着独特的生态内涵。一方面，“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起点，主要体现为技术方面的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绿色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要求，代表了当今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是最有前途的发展领域。”伴随着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深入认识，面向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今天科技创新的攻关领域和应用方向。另一方面，“质”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本身也通过创新驱动阐述着独特的生态意蕴。在数字化的生产条件下，技术创新推动政策、标准、技术等发生了“质”的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理念创新。“新”和“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价值追求，它要求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尊重自然，保护自然，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美丽中国提供有力支撑。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生态思想挖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重要文本，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思想。首先，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分析，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劳动是人与自然的中介。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马克思认为，人依赖自然生存，自然不仅是劳动对象，更是人类存在的物质基础。其次，从资本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角度分析。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时……它才是我们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成为异化的手段，工人与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以及自身的类本质相异化。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无限制地掠夺自然资源，将自然界视为可以随意支配和践踏的对象，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这种异化劳动不仅剥夺了工人的自由，也破坏了自然的平衡，引发了生态危机。最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提供了基本方向。马克思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本途径。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私有制被消灭，人与自然的关系由“分离对立”走向“和解”，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人与自然共同发展。这种社会形态下，人类将不再以单纯的经济利益为导向，而是尊重自然规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三）新质生产力与生态发展的内在逻辑关联

在新时代背景下，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共谋发展。而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其核心特征是绿色、创新、可持续，这与生态发展的理念高度契合。一方面，新质生产力能够推动生态发展，为生态发展凝聚强大动力。新质生产力催生的新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能够应用在环境监测、污染治理、生态保护等领域。通过高科技手段对生态进行系统评估并随时修复治理，为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支撑和智慧动能。另一方面，生态发展指明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要求人们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尊重大自然发展规律，推动传统产业实现绿色化转型，努力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相统一。

二、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绿色发展的现实桎梏

（一）生态意识淡薄与专业化人才短缺

在新质生产力的驱动下，生态意识淡薄是阻碍生态发展的重要因素，具体体现在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以及社会宣传领域三个方面。在生产领域，一些企业仍固守传统发展模式，过度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长远价值。在消费领域，生态意识不足体现为公众绿色消费理念尚未普遍树立。绿色消费涵盖产品购买、使用和废弃全流程，要求消费者在决策时综合考虑产品的环境属性。然而现实中，部分消费者更注重品牌、价格和外观等显性因素，对产品的能耗标准、碳足迹、可回收性等生态指标关注不够。这种消费偏好反过来又影响企业行为。在社会宣传层面，生态文明的传播与教育仍存在短板。一方面，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知识掌握不足，对生态危机的严峻性认识不够深入；另一方面，宣传方式较为单一，多停留在口号式倡导、理论讲解层面，缺乏贴近生活、具象化的实践指导。与此同时，专业化人才短缺也成为生态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新质生产力对环保技术的要求不断提高，环保行业对高素质、专业化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目前，我国在污染治理、资源循环利用、生态修复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储备明显不足。一方面，环保产业涉及多学科交叉，要求从业者既掌握工程技术，又熟悉政策法规，并具备一定的管理能力；另一方面，高校在环境相关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仍偏重理论传授，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导致毕业生难以迅速适应行业需求。

（二）绿色技术的创新与产业化的挑战

“科技的创新与进步，若能实现生态化与绿色化，将为生态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成为当今人类生态文明进步的坚实后盾。”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结构中的关键因素，新质生产力的构建、输出与成长都离不开科技的进一步突破。然而，并非所有新兴科技都能等同于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需深植于绿色理念，绿色技术才是先进生产力的萌发点和关键所在。绿色技术的创新与产业化推广在实际操作中遭遇重重困难，这限制了其广泛的应用和实际效益。在技术开发阶段，绿色技术的研发往往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同时，绿色技术研发具有较高技术门槛，跨学科协同创新能力不足，创新体系尚未健全，进一步制约了技术突破的速度与质量。在产业化推广阶段，绿色技术面临的障碍更为复杂多元。从市场层面看，初期成本高是制约推广的重要因素，同时，消费者对绿色技术的认知度和接受度有待提高，绿色消费意识尚未普遍形成，市场需求拉动作用有限。从政策环境看，虽然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但在落实过程中存在协调性不足、连续性不够等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绿色技术在市场中的渗透缓慢，削弱了其作为新质生产力推动生态发展的实际效果。

（三）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制度性矛盾

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是生态治理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难题，也是阻碍新质生产力向绿色转型的关键制度瓶颈。在当前治理体系下，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制度性矛盾主要体现在理念、制度和执行三个层面。在理念层面，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之间尚未形成有效协同。部分地区为追求短期经济指标，倾向于放宽生态准入标准，此类做法虽能带来即时收益，却常导致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损害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制度层面，资源管理与生态保护职能分割、标准不一。资源开发监管侧重经济指标，对生态影响的动态评估与修复监督较为薄弱；而生态保护制度则强调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通过保护地、生态红线等工具限制开发强度。两类制度目标差异显著，在执行中常出现监管脱节、依据冲突、协同不足等问题。唯有从制度上统筹开发与保护，构建绿色导向的治理体系，才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坚实保障，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改善的良性互动。

三、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强化生态伦理与专业素养培育

生态伦理是研究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道德关系的科学，强调人类应尊重自然、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核心原则包括尊重自然、维护生态平衡和追求可持续发展。生态伦理不仅要求人类将道德关怀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强调人类应承担起保护自然的责任，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专业素养是推动生态发展和新质生产力提升的关键，需要通过系统化的教育和实践锻炼来实现。强化生态伦理与专业素养培育的关键在于教育。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价值观的塑造。通过教育，可以引导公众树立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增强对生态环境的敬畏之心。此外，应构建覆盖职业生涯全周期的终身学习体系，针对不同行业从业人员开展绿色技能提升培训。政府和企业可通过设立专项培训基金、开展技能竞赛、建立“绿色工匠”评选机制等方式，激励劳动者主动提升自身生态素养与专业技能。

（二）加快绿色科技创新与产业协同升级

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绿色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首先，要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技术，推动数字化与绿色化的深度融合，能够提升生态环境智慧治理水平。这种融合不仅有助于降低全链条能源消耗，还能提升生产效率和能源效能。其次，要推动绿色技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绿色技术创新合作，引进国际先进绿色技术，同时推动我国绿色技术“走出去”，提升我国在全球绿色技术创新中的影响力。加快绿色技术的突破与应用，不仅能够催生新兴产业的崛起，还能推动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与结构优化升级。

（三）构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循环利用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马克思认为，资源的合理开发与循环利用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不只是追求物质财富，而是越来越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居住环境。因此，我们要努力构建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动态平衡机制，推动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可持续发展。首先，应加强资源开发的规划与管理，避免盲目开发和过度利用，确保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政府应制定科学合理的资源开发规划，明确资源开发的规模、强度和方式，加强对资源开发活动的监管，确保开发活动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其次，应加大对资源循环利用技术的研发投入，鼓励企业采用先进的回收技术和工艺，提高资源的回收利用率，并加大对资源回收利用企业的税收优惠和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源向循环经济领域倾斜。此外，要建立有效的生态评估体系，通过生态评估，可以及时发现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环境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改进方案。同时，要对评估结果进行实时跟踪，积极推动评估结果的实践转化，确保生态评估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作者系山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