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明高
一
地处黄河西岸的吕梁一代又一代的本土作家们，一直胸怀着长篇小说创作的野心和雄心，潜心于“大河小说”的探索与写作。从田东照、刘维颍、成毓真到韩思中、马明高、李迎兵，都创作出版过或还正在创作着长篇小说。可喜的是，近年来在此之后出现了一种强劲的长篇小说创作新锐力量，出版了一大批新的长篇小说。刘荣生的“孝河三部曲”《孝行天下》、《孝河人家》《孝河岁月》分别于2010年、2013年、201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白占全的《下柳林》、《肥田粉》分别于2014年、2018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马鸿宾的《风生水起》（上、下）2017年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王秀琴的《天地公心》2017年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李心丽、冯树廷分别创作完成的两部长篇小说也正在出版之中。白占全、李迎兵手头分别正在创作着两部长篇小说。而且白占全的《下柳林》还荣获山西省2013至2015年度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奖，并改编为同名电影拍摄完成在全国放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他六部长篇小说也在社会上产生或正在产生着广泛的影响。
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新时代”。“新时代”，无疑是对中国及其世界发生的历史性变革与时代性巨变的一个最准确的总体性判断。这个总体性判断，自然要求文学要给这个时代进行总体性视野的赋形，也就是卢卡奇所讲的“现实主义总体性”，即他一再强调的总体性美学、总体性艺术观念或总体性历史主体论。这既体现了新时代对文学的客观需求，也符合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这，也就是上上下下对中国当代文学从“高原”迈向“高峰”共识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
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无疑在这一方面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与时代担当。巴赫金曾经说过，长篇小说是资本时代创造的惟一文体，而且它肯定可以成为市场时代的宠儿。因为，长篇小说更能凸显出这个时代的文学，对历史高度、哲学高度与人性高度的超越。因为长篇小说篇幅巨大、人物众多、结构复杂、情节曲折、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情绪和这个时代众多人物的艰难命运，能够包容大量时代信息以及整个时代集大成的思想与哲理。所以，它被称为时代的“思想史”、“精神史”和“心灵史”。所以，路遥清醒地认识到：“作家的劳动绝不仅是为了取悦时代，而更重要的是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这，也是就是长篇小说为何被称为“大河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和“交响乐式的文体”的重要原因。
在全球化的时代，你在任何一个地方写作，都不可避免地受世界文学的影响，或者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基于这样的理念，早在1827年和1848年，有先知先觉意识的歌德和马克思就提出了“世界文学”这个概念。但它至今还然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因为没有一个民族愿意放弃个性，都想在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合奏中演奏自己的声部。但是，“世界文学”往往还有第三种意思，这就是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所说的：“它可以指文豪巨匠的伟大宝库，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以及歌德，他们誉满全球，经久不衰。这样，‘世界文学’就变成了‘杰作’的同义词，变成了一种文学作品选。”
阅读近几年来涌现出来的这么多长篇小说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做为一个本土作家，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我们都很难脱离开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离不开地域的文化和语言。写作者的个体生命在何处，有怎样的经历，已经决定了其文学书写的精神基因与文化基因。所以，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世界文学的视阈中，保持地域写作的个性尊严，规避其狭小局限，力求其写作的超越，就变得尤为重要。尽管关于外部世界的想象与叙述，对于今天的本土作家地域写作非常重要。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作家要在世界文学视阈中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记录所置身的地域的历史与时代的真实本相，书写历史、社会与时代之中人的复杂性、人性的丰富性，以及时代对人的影响与塑造。
二
这些长篇小说最突出的贡献，就是真实地记录了吕梁这块黄土地上人们是如何从历史中走来，生活于广阔的历史与时代的社会现实之中，活出了自己卑微而有尊严、渺小而不乏个性的生命故事与精神世界。《孝行天下》以90万字的篇幅，书写了隋末唐初孝河东岸大孝堡郑义“割股奉母”的人间孝道传奇故事。作家尽最大努力去还原那个历史时期吕梁山下孝义人的生活图景与生存本相，塑造了郑兴、郑父、唐老先生、紫薇、紫娟、黑子、婷婷、来喜、保顺、山花等一大批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天地公心》书写了大明朝古汾州一介布衣王文素痴迷算学，“在算学中生，在世俗中死，在红尘中挣扎碰撞”的坎坷而独特传奇的生命历程，写活了王林、王文溥、王文素、玉兰、老田、田螺、蔡氏、玉珠、刘促织、牛二、井陉、宝朝珍等一批个性鲜活的人物形象。《孝河人家》以60万字的篇幅叙写了马家、任家等几个大的晋商家族的生活，他们生活在孝河两岸，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忧国忧民，义薄云天，从清末民初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波澜壮阔的历史事件与恩怨情仇的个人传奇故事融合一体，从孝义本土的马鸿鹏、任同公式、李元晋、冯济川及其后辈马元梅、马元民、马元军、玉秀、金凤、满玉、树旺到大历史中的黄兴、傅义、张作霖、张学良、吉鸿昌虚实结合，谱写出了一曲荡气回肠韵爱国主义的壮丽悲歌。《下柳林》以流传久远而非常著名的柳林民歌为底本原型，生动形象地还原与演绎了商人出身的张氏兄弟张玉彪、张玉骥、张玉清在抗日战争那个大时代浪潮中的不同命运与人生故事，对发生在吕梁山下柳林人民鲜活传奇的抗战历史进行了全新的理解与合理的阐释。《孝河岁月》客观真实地展现了孝河沿岸山乡寻常百姓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从土改到合作化、人民公社、农业学大寨到改革开放、农村土地承包到户走过的艰难历程，以小人物的个体命运突显大历史、大事件，写出了一代人对那些苦难岁月的时代记忆和对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求。《肥田粉》是在最本真、朴素自然和琐碎的民间文化生态中，书写了吕梁山下乡村世界从农业学大寨到改革开放、社会转型发展四十年的时代风云与现实巨变，书写了乡村两代人的爱恨情仇和悲欢离合，是一部土得有味、俗得出彩的“乡村民俗志”。《风生水起》以80万字的篇幅，以新世纪一个县级市的文化生态为活标本，以文化局局长的几年拼搏为纬，以古城周围文艺生活为经，写出了近十多年来时代的巨大变化，精心叙写了文新雨这个文化局局长的独特形象及其情怀世界，塑造了从文化厅领导到市委书记、副市长、文化局副局长、办公室主任，到文化馆馆长、文工团团长、男女演员等地方文化界众多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描绘出了一幅市场经济大潮下从县城到乡村各色人物生存的“世相百态”。
三
在世界文学的视阈中，写什么，怎么写，写得怎么样，都永远是三个绕不过的问题。尤其对于长篇小说创作，叙事体感（人称变化）、文体信息量（审美信息的密度）、文体风度、语言情绪、语言清晰度（周详与简约）、人物形象、人性深度、文化意蕴等等，都是要深思和考量的东西。喜欢读白占全的小说，《下柳林》《肥田粉》中地域文化中的民情风俗的书写占了很大的成分，也大大的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农村日常生活的经验、农业劳动的经验性描写，农民的生存智慧，都是白占全的拿手戏，充满了“像生活一样”的艺术感染力。但是，过多的民间风俗文化的叙写，使得他对人物塑造就显得力不从心了，尤其是《肥田粉》。无论张晓鹰、高国庆，还是贺狗子、阎金英等人物，都是性格固化的，漫长的40年中，看不出这些人物性格成长和变化的过程。小说中的情节大都是动作情节，不是性格情节。尤其是张晓鹰、高国庆，40年中所有干过的大事情，无论跑运输、建厂子，还是筑坝造田，都没有一次失败，做一件，成一件，他们从头至尾，就是成功的主儿。而贺狗子，有人生曲折，办饭店成功了，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故事情节是日常流水账，很少有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这一点上，《下柳林》要好的多些，人物性格的作用与反作用成为构成情节与故事的重要推手。这样，故事就有吸引力了，人物也就有性格和情感的感染力了。再者，方言用的过多和过于生僻，也影响了小说语言的艺术张力。“脚底”、“凑个好面公式底”、“啃?命““恶孩（俺孩）”、“咪孩（你）”“动弹（劳动）”“病神神（应为“病身身”）、“一跌倒秋(到了秋天)”等等，都不太好懂。米兰·昆德拉说过一句话：如果一个作家，只写自己能被本民族才能理解的作品的话，他是有罪的，因为他造成了或者至少可以说他维护了这个民族的短视。话是有些片面的深刻，但其中属于深刻和警告的部分，还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王秀清的《天地公心》语言很好，运用文白相杂的古雅短句来写明朝的数学家王文素，绝对是明智的选择。但遗憾的从第九章开始就撑不住了，语言风格变了，散文化的长句子多了，一直至第二十章，都是长句、短句风格相杂其间了。甚至明朝的民歌“一咯腾腾蔓蔓呀一咯腾腾瓜／一嘟噜噜芽芽就是一个个娃／一个娃娃总要催它都长大”的结尾也成了“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不管付出多大代价”的现代书面语了。也是从第九章开始，主人公的情节才和周围的人有关联了。在这之前都是其他次要各进行各的情节，主人公的情节极少，而且和其他人物的关联度很少。总体给人的感觉，是王林、玉兰、老田、蔡氏、田螺、玉珠和王文溥这些次要人物比主人公王文素要生动鲜活、性格突出的多。再者，王文素的两次科考失败情节都有些生硬，不大符合生活逻辑和人物性格逻辑。这对于这部小说是十分重要的支撑力。没有充分可靠合理的理由与根据，对人物后面的重大走向是极有影响的。故事情节不是作家自己想当然地规划而来的臆想之物。一定要在符合生活逻辑的前提下，在人物心理和性格的准确把握中，去设置情节，构筑故事。这样，才能在命运与现实的巨轮驱动下，人格力量与坚硬的现实展开斗争，在善与恶的交替、好与坏的对立、离与合的颠簸之中，被摩荡抛掷，被颠来荡去，被碾压得稀软成不了形。这才能充满展示人物内在的各个层面，写出人性的丰富与复杂，塑造出血肉饱满富有感染力的人物形象。
马鸿宾的《风生水起》和刘荣生的《孝河人家》，都善于把人物做为故事或事件发生的决定者，去设置包含人物动作与反动作的情节，来通过人与人之间、人与现实之间或者人与自身之间的冲突，在事件或故事的展开中去揭示人物的性格特点，展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但是，小说中过分的偶然性、戏剧性和传奇性，也是会对小说的真实性与感染力造成损害。像《孝河人家》中马元军、贺进民的死而复生，《孝行天下》的唐老先生的死而复生、紫薇、紫娟的身世遭遇等等，都有些戏剧性和传奇性太强。再者，《风生水起》（第二章突出）、《孝河人家》（前半部分突出）叙事空间在每个小节中的繁复变换，人物回忆的视角错位与拖沓生硬，都对小说文本造成了损伤。《孝行天下》中过多的人物介绍、事件介绍，破坏了文本的叙事节奏，拖沓断裂，对小说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影响很大。所以，成熟的文体风度与叙事体态，对于长篇小说而言肯定是非常重要的。正如作家阎连科所说：“结构、叙述、语言、情节、细节等等，这些文学（小说）中林林总总的东西，它们有可能都是文体。有时是文体的一部分，有时会独立的成为文体的骨干和构架。甚至故事的进程中，文体貌似消失，当某一章，某一段，或全篇读完之后，掩卷所思，才发现文体的异妙都在细节之中。”
四
评论家谢有顺在《活在真实中》对“真实写作”界定，说过这样一段话：“对现实没有丧失愤怒的立场；对终极价值的不懈追求；在无意义之现实面前，坚持受难的态度，以继续发现可能存在的意义、价值、超越性；对俗常经验的怀疑；对人类危机现状的警觉；对精神以何种方式作用于我们时代的洞察；幻象与乌托邦冲动等。” 或许，它对于我们这些世界文学视阈中的地域写作可能有所启迪。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