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文艺副刊

和新华社记者相处的四天四夜

□ 张宏清

从教二十多年,习惯了天天与孩子和教鞭为伍的单纯生活。从没想过有一天会和记者这个四海为家、八竿子都打不到的行当发生交集,而且一下子就是通天的新华社,就是四天四夜。现在事情已过去了一段日子,其中的点点滴滴却总是令我不断地回味,颇有不吐不快的感觉。

五月二十八号,校长风风火火地把我叫到办公室,急匆匆地给了一个电话号码,说是其他的同志抽不开身,叫我承担一下和新华社采访组的人先期联络和接待服务工作。没容我说困难,也没来得及问来多少人、什么事,他便出去开会了。虽然任务接受的稀里糊涂,但是新华社的名头却叫我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赶忙和对方进行联系。原来是艺校在精准扶贫中的一些做法,特别是对贫困农村留守儿童打工子弟的扶持和教育引起了新华社的关注,要进行深度的采访。三十号一早来,三号早上走,一行五男两女。

也许是电视看多了的原因吧,在我有限的认知里,记者特别是央媒一级的记者,一个个都该是戴副眼镜,四十来岁,高冷、睿智、犀利,靠一支笔、一张嘴打天下的主儿,都是有如白岩松、崔永元一般,令人肃然起敬的,神一样的存在。即将和这样的人打几天交道,说实话心里满满的都是犯怵。

怀着七上八下的忐忑,三十号的清晨早早去了机场,当他们七人鱼贯而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想当然与现实之间有多大的差距。七个人中最大的魏骅顶多也就三十挂零,其他人都是二十出头的半大孩子,衣着随意,不但看不出任何高人一等的地方,反而肩扛手提的满满的十几个大包的设备,更容易让人感觉是一队出来社会实践的大学生。

上车后本打算先送他们去酒店休息一下,再研究工作的事,结果负责联络的也是制片人闫博然说:“不需要,我们直接去学校”。就这样,这些孩子们凌晨四点从北京出发,在飞机上吃了一点儿早餐,刚到目的地便一头扎进了工作当中。

按照计划,第一天上午要拍摄的是学校最真实的自然的生活场景和下午拍外出招生的情况。五月底的吕梁算不上骄阳似火,却也不好受。整整一天,看着他们不顾旅途劳顿扛着大大小小的设备,挥汗如雨地在楼上楼下间穿梭,深为他们的敬业精神感动。导演施蕾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孩,拼劲丝毫不输小伙子们,她不知什么时候被虫子叮了一口,脖子上红肿了一大片。总是一边指挥着机位,一边时不时地抓挠着。我从办公室拿了一瓶花露水给她,换来她真挚的连声道谢,没有一点大记者的矜持。编辑魏骅身材魁梧,却心思细腻。接机时见他手里拎着一个北京特色大礼包,我以为会是给吕梁本地的朋友带的,后来才知道,他是给学生做家访的时候准备的。记者魏蒙由于感冒又加上劳累,下午的时候眼睛红肿的不能睁开。这时我们正在大武镇的保安小学招生。他怕打扰到我们,便自己在附近的小药店里买了眼药水滴上,结果导致感染。一只眼睛不停地往外流着脓状分泌物,但依然一直坚持到拍摄完成。晚上到了医院被诊断为急性结膜炎,要求马上隔离休息。

第二天的早晨,按照五点半的事前约定,我提前十分钟来到学校。谁知这些眼眶里布满血丝的年轻人已架好了机位,等在那里。原来昨晚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环境给校长做采访,他们一直等到学生就寝后才开始工作,直到凌晨一点多。今晨怕错过学生们起床的镜头,凌晨四点半就又来到了学校。

不亲身经历,永远也想不到一个简单的镜头得来竟是那样的不容易。为了几分钟的舞台画面,在学校闷热的演播厅里他们一待就是六个多小时,一个角度一个角度的试,直到满意。原来表面上光鲜亮丽的无冕之王,背后付出这么多的汗水,看来干哪一行都不容易啊。

不同于地方上的一些迎来送往,为了不给学校添负担,他们来之前就自己提前预订了酒店,而且坚决不让学校准备工作餐,一日三餐都是草草地吃一些外卖。不管校长怎么说,他们只是说是社里的规定。第三天去学生李姿蓓家里做家访录制的时候,正赶上午饭时间,姿蓓的爷爷要准备一点简单的家常饭,他们也坚决不让,老人家急得都快哭了,说:“我也知道总书记有八项规定,可你们从早上到现在,扛着那么重的机器没休息一下,连水都没喝顾上一口,这咋能连饭都不吃呢?这是家里又不是饭店!”……录制快要结束时,在外面游荡,很少回家的姿蓓的爸爸突然回来了。他们又立即扛起摄像机隐蔽到合适的角落进行拍摄,这一拍就又是一个多小时。从姿蓓家离开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三点,这个时候大家都还没有吃午饭。因为安排了下午要去拍摄吕梁的山脉,怕耽搁时间,错过光线,我们在途经的饭店简单吃了一点午饭。原打算自己好歹进一点地主之谊,谁知又被他们抢了先,也真是无语了……

第四天赶上了星期天,这也是我们学校学生们一周里难得的,唯一的半天的休息时间。为了抓住这个机会多和这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们接触,更进一步的了解他们,采访组一大早就带着礼品来到学校,开展了和学生们互动活动。通过几天的接触,学生们和采访组倒也不生份,他们一边享受着施蕾和博然给的糖果、汉堡、薯条。一边围住这群大哥哥大姐姐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稀奇地看着摄像机小镜头里的自己。

看着眼前这一群大孩子和小孩子,我感慨万千:艺校这一群来自农村的留守儿童和单亲子弟,是不幸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也是幸运的。在国家扶贫政策的关照下,他们得到了社会方方面面的关心和爱护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也许十年后,他们也会变成一群像这七个可爱的年青人一样的,认真负责、敬业守纪、充满爱心、可敬可亲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