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怡萍
刘瑞祥，出生于1945年7月，汾阳市人。我市首批命名的“吕梁人民作家”，也是首批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获得者。
2019年，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认定他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汾州民间故事”的代表性传承人。
李怡萍：您的名字一直与汾州故事、汾州文学连在一起，能说说这么多年来，汾州地域文化对您有什么影响？
刘瑞祥：地域文化对一个作家的滋养非常重要，一个是故乡，一个是童年生活。汾阳是我的故乡，是黄河流域人类早期活动的地方，于春秋时期置县，历朝历代曾设州、郡、道、府等治署，乃三晋大地上名望很高的重镇之一。千百年来，汾阳人以自己的勤奋与智慧，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汾州文化。古汾州的民间文学蕴藏量十分巨大，小时候，我经常去听由许多盲艺人说唱表演的 “打瞎会”。上世纪八十年代，到文化馆工作后，在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上，我听了几位民间艺人演唱的汾阳文场秧歌段子《刘二傻卖甜瓜》后，心灵产生强烈的震撼。民间文学是文人文学的老祖宗，为了将这一笔极其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多年来，我利用文学创作和行政工作的间隙时间，后又用六年的时间，集中全部精力，走遍了汾阳的每一处土地，采访了数以千计的民间文学传播者，收集整理了民间传说二百余篇、民间故事二百余篇、民间说唱一百余篇、汇集总字数二百余万字的版本。这些民间文学作品，散发着浓郁的汾阳乡土气息，闪烁着鲜明的地方色彩，焕发着汾阳人的人性光泽。
我的文学作品大都产生于故乡的黄土地上，许多篇什都萦绕着汾州文化的意蕴。我步入古稀之年时，我所敬重的文学评论家、山西首届“赵树理文学奖”得主武毓璋老师，赠我五言律诗一首，很贴切地概括了我的创作生涯。全诗内容为“植根黄土地，磨踵乐耕耘。汩汩心泉注，欣欣百卉荣。诗思灵且敏，健笔老犹雄。赤子情怀在，晚霞分外红。”
李怡萍：如何看待诗歌中的叙事诗？
刘瑞祥：历史与现实告诉我们，叙事诗历来很受读者青睐，它以萦绕着诗意的故事情节、人物动态、诗人咏叹，以及心理描写、氛围营造、生活气息、象征意味等特点，具有诱人的雅俗共赏性，浓烈的可读性，生活层面的真实性。叙事诗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事件为主线，人物为核心，环境为背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有小说的特征，但它读起来更凝练、简洁、跳跃、律动、释怀，因此，我认为诗化的故事更动人，诗化的人物更有趣，诗化的语言更耐读。
我在《诗刊》《星星》《山西文学》等刊物与书籍中，发表了四十多篇叙事诗，有读者来信称我是叙事诗人，我很乐于接受这个称号。
李怡萍：民歌民谣产生于民间，许多作品是无名作者，由于源于最底层的生活，所以比文人诗歌更具广泛的感染力，请您谈谈民歌民谣的创作？
刘瑞祥：很小的时候，我就对民歌民谣产生特殊的感情和偏爱。我爱它们的清新、明快、质朴、率真，爱它们的辛辣、恣意、诙谐、洒脱，还爱它们的乡土气息、百姓气息、生活气息。多年来，我从民歌民谣中，汲取了极为可贵的养分，并融化到新诗创作中，得益匪浅。民歌民谣的创作，看似容易实不易，能够从本质上把握这种文体，并运用得手，需具有较为深厚的生活功底与文学功力。民歌民谣姓民，作者的平民意识，作品的可读性，决定这种大众文学、草根文学，能否与广大利民百姓产生心理上的共鸣，而共鸣是最好的文学效应。我相信，凡是有人类的地方，就会有民歌民谣传播，歌谣永远是黎民百姓的忠实朋友。
李怡萍：传统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之根，随着岁月的流逝，一部分民间艺术将面临失传的危机。您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汾州民间故事”的代表性传承人，您觉得如何保护与传承民间文学，才能使其走得更久更远？
刘瑞祥：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的目光开始瞄向家乡的民间文学。如同山西的煤炭一样，古汾州的民间文学蕴藏十分丰富，这无疑是一笔极其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若不及时系统的搜集整理抢救，大量的民间文学作品，势必会随着老人们的不断离世而“入土为安”，或是在岁月的流逝中，逐渐风化在时代的烟云里。道义在肩，刻不容缓，从2004年后，我暂停其它工作，集中全部精力，投入到家乡的民间文学采写中去。我采访了数以千计的民间艺人，整理出240余万字的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说唱。
整理民间文学作品，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须追本溯源，钩沉探微，进行全方位顺乎情理的完善和还原。还要取其精华、去其糟柏，合理创新、大胆改进，创作改写出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品味，可以诲人、劝世、扬善的作品，并用新媒体的方式在年轻一代中不断传播，这样才能很好地传承下去。
李怡萍：您曾出版过一册《深深的古井》小说集，在您的文集中，小说比重占有量不算多，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开始小说创作的？笔下的小说与诗歌或者民间文学有关联吗？
刘瑞祥：在文学创作的广阔天地里，各种艺术门类以其独特的景致，构成了各自的玄妙境界。我思谋小说也是由来已久，身居汾阳这块古老而年轻的土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在民间采访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形形色色的小说素材，因而陆续写了一些小小说、短篇、中篇小说。著名文学评论家郝亦民先生曾对我的一组小小说写过评论，他说：“刘瑞祥的这组小说，使我不仅首先惊奇于他原本属于诗人之列而非小说家之伍，却又对小说之技巧章法运用得如此娴熟与老到，而且更激动于其作品中那字里行间所涌动着的作者作为诗人的那种艺术之灵性。”他的这些话，以深邃的目光，洞察到了我艺术心灵的悠远之境。
李怡萍：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纪实文学，您都着力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的独特形象。文学创作，除了生活经验，还有什么？
刘瑞祥：“生活”是人存在的基本场域，人类的一切活动均源于“生活世界”。生活即日子，也就是衣食住行、七情六欲、礼仪廉耻、家国情怀、建功立业等内涵。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热爱生活、敬畏生活、体味生活、享受生活。我始终认为，人在大自然的面前，是很微小脆弱的，但是，恰恰是这些人，见证了历史，反映了时代的变迁。那些秧歌的咏叹、歌谣小调等所有的民间文化，都在传达着人类大爱大恨、大悲大喜的情思，传达着乡间风情，构成了民间价值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生活处处即文学。但文学不能照搬生活，文学要想实现对人生的真正反映，必须实现对历史、社会和时代的超越。而要实现这些，必须要有惊人的洞察能力和想象能力，还要能打动人心。
李怡萍：汾阳是个好地方，一个好字，概括和包含了从古至今凡事颇为讲究、颇为聪颖、颇为内秀的汾阳人民的汗水、智慧和创造能力，请您谈谈汾州文化的魅力。
刘瑞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汾阳宝地上，不仅酿造出了汾酒、竹叶青酒，也培植出了享誉海外的汾州核桃和美食文化，诞生了诸多优秀人物，还创造了许多叹为观止的人文景观，在中华大地上，以其鲜明的特征，形成了独特的汾州文化。文化，是讲究、是积淀、是特色、是陶冶、是享受。我便是以汾州这块土地为母题，面对山川河流、城镇乡村、文物古迹、风土人情、沧桑世事、地方特产、家族人物等一切意象，写出我的所思所想，展现出其丰富的文化意蕴。
李怡萍：能谈谈您的创作历程吗？
刘瑞祥：1965年，我参军后，在部队写的一些诗歌在《解放军文艺》、《连队文艺》等报刊发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在《诗刊》先后发表了《光荣的吕梁山》《打狗棍新传》和《瓜田春秋》等诗。八九十年代，我先后出版了《收获季节》《山祭》《深深的古井》《黄土风情》《黄塬季风》等诗集，与人合写合编了多部著作，1988年，抒情长诗《我在杏花村·酿酒》获《人民文学》首届“茅台奖”。2000年后，先后出版了我的民间文学集六卷本、我的文集16卷本。从1965年发表作品至今，共撰写出版诗歌、小说、散文、民间文学、报告文学、文史研究作品共约700余万字。我的创作实践证明，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一个真正的文学工作者，应该到广阔的生活中寻找素材，感知题材，这样才能写出接地气的作品，让读者点头的作品。
李怡萍：文学创作是个性化的劳动，而作品却是社会化的读物。结合您几十年的创作经验，谈谈“文以载道”的含义。
刘瑞祥：古人云“文以载道”，道是什么？我觉得除了道德含义外，还包括有正义性、真理性、自然性、先进性、人民性等诸多能够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以及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精神动力，唯有载道，才能厚重，唯有载道，才能致远。
李怡萍：作为一名作家，您觉得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今后，年轻作者的笔触该指向哪里？
刘瑞祥：文学的功能是透过现象看本质。作家的责任和价值，就在于找出五彩缤纷生活背后的真相，文学描写的高与低，不在华丽的句子和优雅的抒情，真知与灼见才是文学的根本。在《汾州沧桑》（4卷本，每卷一百万字，已被国家博物馆收藏）后记中，我曾写道：“艺术注定只能与真诚、勤奋、悟性为友，而与浮躁、虚荣、轻狂等水火不容，格格不入。搞艺术的人，应该像溶于氤氲之气中的片片茶叶，甘于淡泊，甘于释怀，把一种只可意会，难于言传的独特享受馈赠人间，这大概便是属于地道文人的一种怡然品格吧。”
年轻作者如果想在文学这块圣地上耕耘下去，必须要清楚自己的处境，清除内心的浮躁，静下心来思索社会思索人生，千万不要被浮躁的社会心态俘虏了你的心。文学作者是社会使命的负重者，而不是局外人，更不是无聊的玩弄文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