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第八分区地处同蒲铁路以西，平（遥）汾（阳）铁路以北，离（石）岚（县）公路以东，忻（县）岚（县）公路以南，是晋绥边区的南大门，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的前沿屏障，是通往晋冀鲁豫及华东、华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

日军侵占晋中平川之后，为控制八分区，再控制整个晋绥边区，进而威胁陕甘宁边区，在晋中平川驻扎了一个军司令部 、一个旅团部、三个完整建制的大队，兵力达4000余人。此外，还驻有2000多名伪军。敌人凭借重兵在晋中平川占领区遍扎据点，建立“维持会”、伪政权，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八分区根据地和边山游击区，不断进行“轮番扫荡”“梳篦式清剿”，配合军事大“扫荡”，实行“蚕食”政策，步步向我边山和山区逼近。日军凭借星罗棋布的据点，对我边区根据地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以期断绝我军民的交通往来。在这种残酷、恶劣的环境下，党中央延安经八分区通往晋东南及华东、华中等根据地的交通被阻断，严重影响到党中央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和往来。

1940年6月8日，中共中央在对晋西北的工作指示中明确指出，维护和组织对晋察冀、晋东南之交通线是重要的战略任务。在八分区境内，交通线不但要通过同蒲铁路、汾河、太汾公路、离岚公路等敌人的重重封锁线，而且必须经过日军防守严密、纵横百里的晋中平川敌占区。更万分重要的是，为了确保所护送人员、物资的安全，秘密行进时需要曲折绕行，往往一个夜间根本无法通过，不得不在平川敌占区潜伏宿营，等候时机。交通点、堡垒村的党员群众，积极接待食宿、站岗放哨、侦察情报、向导化妆、提供车马渡船，尽一切可能，为交通线服务。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1940年10月晋西北边区成立交通司令部，11月，决死二纵队组建了交通支队（营的编制），在地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的密切配合下负责执行这项艰巨而光荣的交通任务。但是，许多重大的交通任务还得派大部队去完成。晋绥边区的交通任务主要由第八分区担负，尽管日、伪、顽层层封锁，实施百般的恐怖破坏，但八分区军民，以无畏的革命主义精神，与敌人斗智斗勇，捍卫了秘密交通线的畅通无阻。这条连接党中央与各个抗日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被誉为“钢铁走廊”。

1941年以前，党内文件主要由地方秘密交通线转送。在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以后，部分由交通支队武装转运。

1942年以来，交通任务量成倍增加，但敌人的封锁也日趋严密、恐怖。为了适应形势与任务的需要，八分区决定撤销交通支队，选拔干部重新组建了4个交通队和6个兵站。交通队的每一位成员（交通员），严格选调“有坚定的革命立场，有勇于自我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经过战斗锻炼，且有作战经验、头脑灵活、身体健壮的年轻连排干部”担任。在八分区交通科的实际领导下，分工担负八分区东、西两方面的通过敌占区的交通任务。同时，八地委和有关各县委也都组织了交通科、队，建立了秘密交通线，相互协同配合。

1943年，晋绥八分区对敌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挤”掉了伸入根据地腹地的岔口、芝兰、草庄头、榆林山等敌据点，解放了据点周围的大部分村庄，根据地又重新连成一片，进而把对敌斗争的中心转向晋中平川，山区成为可靠的后方。此后，为改进过往人员的接待工作，八分区又重新组建了兵站。总站设在静乐县圪西沟，站长张克勤，政委张兰明。下属7个分站。北线3个，分别设在交城县的兆峰、阳坡，静乐县的周家沟。南线4个，分别设在交西县的交口、海岸、青年沟及横尖镇。

兵站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解决过往人员的食宿、医疗及保卫工作，向过往人员介绍敌情和当地民情。兵站还养猪、种菜，在物质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尽可能地使过往人员安心吃好、休息好。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到1945年间，八分区共接送干部2852 人，其中有刘少奇、彭德怀、陈毅、邓小平、刘伯承、杨尚昆等许多中央和各大区的领导人及中共“七大”代表和中央委员等多人；掩护过往部队、学校等多批，约5万余人；护送“日本反战同盟”“朝鲜独立同盟”“美军联络组”及新闻记者等国际友人数百人；护送物资、武器、文件、书刊等难计其数。

不少交通任务，是经过激烈战斗和流血牺牲完成的。八分区从1940年10月起奉命承担交通工作任务，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把交通工作任务转交吕梁军区负责，前后有5年之久。八分区军民为完成交通工作这一重大的战略任务，做出了巨大贡献，60多人先后牺牲、负伤。二纵队四团团长王何全、五团三营营长董志信、交通队政治指导员田茂秀，交通员郭仰贤、彭明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交通支队也曾有重大伤亡。

八分区的交通工作，为保证党中央同各个根据地的联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朽功勋，受到中共中央交通局王凯局长的表扬和晋绥军区的通令嘉奖。总兵站政委张兰明、交通员王义，光荣出席了晋绥边区群英大会，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张兰明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候补），出席了“七大”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