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文艺副刊

走近孙谦

□ 梁大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还在学校读书,那时口琴是同学们最热衷的乐器。而刚刚上映的电影《泪痕》主题曲《心中的玫瑰》,节奏舒缓悠扬,恰好适配口琴的演奏特质,于是校园里时常回荡着这首曲子的青涩旋律。直到毕业后我才知晓,这部影片的编剧是两位地道的吕梁人——文水的孙谦与孝义的马烽,剧本改编自二人合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作为新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剧情片,《泪痕》不仅以深刻的主题打动了观众,更让我对其背后的创作者埋下了好奇的种子。​

1989年9月,文水县文联正式成立并召开首届文代会。时任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副主席的孙谦,特意回到家乡出席这场文化盛事。我当时担任团县委负责人,有幸参与了此次会议,这也成为我与孙谦先生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他谦和朴实的谈吐、对家乡文化事业的热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前段时间,山西省老促会策划推出“山药蛋派”作家研究系列文丛,其中已出版的全六册马烽研究及作品文集中,不少经典作品正是孙谦与马烽联袂创作的。作为编委会成员,我得以重新研读这些文字,孙谦这位“山药蛋派”代表作家的“乡土”形象,也在字里行间逐渐清晰、立体起来。​

孙谦原名孙怀谦,1920年4月4日出生于文水县南安镇一个清贫之家。因家境窘迫,他小学尚未读完便被迫辍学学商,从而过早体会到生活的艰辛。1937年,抗日烽火燃遍华夏,年轻的孙谦毅然加入青年抗日决死队,随后被调至黄河剧社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9年,在晋东南民革艺校学习期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十二月“晋西事变”爆发,他随部队由晋西南转移至晋西北地区。1940年,孙谦跟随剧社奔赴延安,先后在鲁迅艺术学院附属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部队艺术学校深造,这段经历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艺术基础。​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孙谦结束了在延安两年的学习生涯,返回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转业到晋绥边区文联。这段时期,他将自己亲身经历化为创作灵感,先后写出《我们是这样回到队伍里的》《老资格》《民兵歌》《土地回来了》《胜利之夜》《村东十亩地》等一大批短篇小说、散文、特写与短诗,作品陆续发表在《抗战日报》《晋绥日报》《人民时代》等报刊上,用文字记录着抗战岁月里的军民心声与时代脉搏。​

1947年10月,孙谦加入西北电影工学队,远赴东北电影制片厂专攻电影编剧。从此,他在文坛与影坛双线耕耘,逐步成长为享誉全国的人民作家与电影编剧,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为人民创作的初心。​

孙谦的艺术创作始终扎根于他最熟悉、最热爱的农村生活,形成了朴实、真挚、感人的现实主义风格,乡土气息浓郁。其作品兼具独特的文学性与鲜明的乡土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题材选择上的“乡土坚守”。孙谦深爱着北方农村,尤其对山西农村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其作品多以山西农村为叙事背景,《伤疤的故事》便是其中代表。他曾与马烽结伴走访山西90多个县,足迹遍布田间地头,在此基础上创作的《咱们的退伍兵》《黄土坡的婆姨们》等作品,生动展现了不同时期山西农村的生活场景与社会变革,字里行间满是泥土的芬芳。​

二是人物塑造上的“平民视角”。孙谦熟悉农民的思想性格与生活状态,善于刻画鲜活的乡土人物。在他的笔下,农民既有勤劳、善良、坚韧的美好品质,也有着真实的精神弱点,作者往往以善意的嘲讽呈现这些特质,让人物形象摆脱扁平,变得丰满立体。如《大寨英雄谱》中,便塑造了一群艰苦奋斗、敢为人先的大寨农民形象,至今令人印象深刻。

三是语言风格上的“乡音本色”。孙谦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古典小说与说唱文学的传统,语言朴素凝练、通俗易懂,兼具浓厚的民族风格与地域特色。他的文字贴近晋西北农村方言,巧妙融入大量乡音土腔、生活习惯语与俏皮话,既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感,又让文字读起来亲切自然,仿佛能听见田间地头的家常对话。​

四是叙事方式上的“通俗表达”。以叙述故事为核心,将人物刻画与情景描写自然融入叙事之中,结构顺畅、层次分明,这种叙事方式既符合农民的阅读与欣赏习惯,也让作品充满了乡土文学的独特韵味,即便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也能轻松读懂。​

五是地方特色上的“风情画卷”。孙谦用质朴无华的语言,细致描绘山西农村的民俗风情、生活细节,将农民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展现得淋漓尽致。读者在阅读中仿佛身临其境,能真切感受到晋西北农村的烟火气息,倍感亲切。​

六是创作理念上的“现实主义坚守”。孙谦始终恪守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努力反映现实社会的本质。他的作品紧跟时代步伐,无论是抗战时期的军民风貌,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变革,都能让读者感受到强烈的时代精神,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七是情节构建上的“故事张力”。孙谦的作品注重设置矛盾冲突,构建紧凑生动的故事情节,让读者在跟随故事推进的过程中走进人物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现了乡土文学的感染力与吸引力。​

八是价值取向中的“人文关怀”。孙谦始终关注普通农民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物都是生活在土地上的平凡人,他们在时代变迁中面临的抉择、遭遇的困境与收获的希望,都被作者细腻捕捉,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的刻画,折射出中国农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与发展,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

孙谦的一生,是与中国农村、中国人民紧密相连的一生,也是用文字践行初心、用创作书写时代的一生。从早年投身抗日宣传,到延安时期的思想淬炼,再到后来深耕文坛与影坛,他始终坚守“为人民创作”的信念,将自己的生命体验与情感寄托融入乡土大地。作为“山药蛋派”的核心代表作家,孙谦以山西农村为创作富矿,用朴素的语言、鲜活的人物、真挚的情感,构建了一幅跨越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农村风情画卷。他的作品不仅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更以浓郁的乡土性、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记录了中国农村的变革与农民的心声,成为连接文学与大众的重要桥梁。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电影编剧,孙谦都始终扎根生活、贴近人民,他的创作理念与艺术实践,不仅为“山药蛋派”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为当代文学如何扎根乡土、反映现实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孙谦的文字,如同黄土高原上的山丹丹花,朴实而坚韧,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彰显出独特的艺术魅力与时代价值,值得后人永远品读与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