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种精神的形成，都离不开特定的地域环境和时代背景。吕梁精神的产生与形成，是同吕梁特定的地域人文环境和社会大变革密切相关的。吕梁地处山西省中部西侧，黄河中游地带，吕梁山脉纵贯全境。吕梁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全国十四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吕梁精神就是在这样的地域环境和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产生和形成的。吕梁精神深深扎根于莽莽吕梁大地，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无限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吕梁精神孕育于中华优秀的黄河文化

黄河和黄河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黄河流经9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黄河途经山西19县，流程965公里，吕梁地处黄河中游，流经兴县、临县、柳林、石楼4个县，流程300多公里。自古以来，黄河就以其汹涌澎湃、勇往直前的磅礴气势，浸染着吕梁儿女生生不息、一往无前、不断进取的优良品格。黄河文化以其主体性与主导性，培育了中华民族万姓同根、万宗同源的民族心理，大一统、大融合、大团结的主流观念。既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现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思想主轴与精神载体，也熏陶了吕梁儿女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认同和责任担当，塑造了吕梁儿女胸怀大局、脚踏实地、勇于奉献的家国情怀。

吕梁精神扎根于吕梁大地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

吕梁属晋西黄土高原的一部分。明代万历《汾州府志》也记载：“吕梁山，一名骨脊山” “以太行山在左，华山在右，常山为靠，嵩山为抱，衡山为朝，此山穹隆居中，为天地之骨脊”。骨脊的古意与吕梁相通，故以吕梁山引申命名。传说大禹治水就是从骨脊山下开始的。据史料记载，秦汉以前，这里草木葳蕤，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秦汉以后，因战乱频繁，砍伐不断，生态逐渐恶化。到明清时期，人为破坏及生态恶化加剧，山峦起伏、山石裸露、土地贫瘠、水源干凅，自然灾害频繁，很多地方“一方水土无法养活一方人”。即便在康乾盛世，吕梁许多地方村民仍普遍处于饥饿状态。‌山西民谣：“欢欢喜喜汾河畔，凑凑胡胡晋东南。哭哭啼啼吕梁山，死也不过雁门关。”大意是说，汾河两岸人们还是很幸福的，山西的东南虽然穷，但还不至于饿肚子。在吕梁山，贫穷令这里的百姓只能“哭哭啼啼”。但更穷困的其实是在雁门关，老百姓宁愿失掉性命，也不愿迁往那里。1944年，陈毅同志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途中，路经吕梁山区，曾赋诗《过吕梁山》：“峥嵘突兀吕梁雄，我来冰雪未消融。花信迟迟春有脚，夕阳满眼是桃红。林壑深幽胜太行，收罗眼底不辞忙。雪海冰山行不得，飞岩绝壁路偏长。”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考察吕梁时曾断言：“这里根本不具备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然而，千百年来，吕梁儿女在这块富饶而又贫瘠的土地上，世世代代艰难地生产生活、繁衍生息，从不叫屈、从不服输、从不怨天尤人，塑造了吕梁儿女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团结互助的坚强品格。

吕梁精神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烽火岁月

吕梁有着悠久的革命传统。党的创建和大革命时期，吕梁革命先驱贺昌、张叔平等在家乡宣传马克思主义，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1925年10月，吕梁革命历史上第一个地方党组织——中共汾阳特别支部成立，这是山西最早建立的区域性地方党组织之一，随后，柳林、碛口、孝义等地先后建立了党组织，成为指导吕梁革命斗争的坚强堡垒。1931年5月山西最早的第一支工农武装——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孝义市辛庄成立，这是山西第一支由党直接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是北方土地革命的先驱，它的成立在吕梁山区燃起了革命武装斗争的星星之火。游击队在汾阳、孝义、石楼、中阳、离石、方山、临县等地建立了革命游击根据地。同年9月转赴陕北，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合，成为26军的骨干力量，为创建陕北根据地作出了巨大贡献。1936年2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分两路强渡黄河，突破中阳县南三交和石楼县辛关村渡口的碉堡封锁，进入吕梁境内，并在山西建立了最早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为在吕梁山区创建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红军东征期间，红28军军长刘志丹在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年仅33岁。红军东征历时75天，转战吕梁、临汾、运城等53个县，横扫大半个山西。东征期间，歼敌13000余人，扩军8000余名，筹集军费50余万银元，建立党群组织25个，创建苏维埃政权64个，在三晋大地上点燃了革命的火种，为解决陕甘根据地的经济困难和增强红军的实力，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开展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军事基础、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吕梁成为山西和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1937年10月到1938年2月，八路军120师和115师先后开赴吕梁山区，创建晋绥革命根据地，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歼灭并牵制了大量日军。吕梁军民用血肉之躯筑起了钢铁长城，粉碎了日军渡河西犯的企图，保卫了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党中央。从烽火连天的抗日前线到巩固后方的生产，从秘密交通线的穿梭到支前队伍的奔忙，吕梁人民以“革命利益高于一切”的觉悟倾其所有为革命。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到1945年，吕梁人民共缴纳公粮675万公斤。晋绥根据地吕梁几个专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财政收入的70%，其中1943年上缴中央的经费甚至占到吕梁各县财政总收入的81%。

解放战争时期，吕梁是陕甘宁边区的后勤保障基地和党中央战略转移的重要依托。1946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在离石区高家沟村主持召开了陕甘宁、晋绥两区联防作战会议，贺龙、习仲勋等参加了这次会议，进一步实现了中央“晋陕联防、三军配合、两翼牵制、保卫延安”的战略部署，扩大了晋绥解放区与陕甘宁边区的联系，吕梁战役、汾孝战役，共歼敌两万余人，为以后我军在陕北作战建立巩固的后方奠定了基础。对于以吕梁为腹地的晋绥人民的贡献，贺龙曾指出：“就全国来说，我们解放区最小、人口最少，晋绥、陕甘宁合起来才四百万人口，又最穷，但是负担最重，肩负的责任最大。”习仲勋在回忆晋陕联防时也说：“兵员补充，粮食弹药都要靠晋绥。没有两区统一，就不可能取得只经一年又一月就收复延安的胜利。”临县三交镇双塔村是中央后委所在地，中央后委管理人员最多时有5000多人，成了中央机关的疏散中心。当时中央军委的电台90%以上都集中在三交镇。中央后委既是中央的参谋部、人员和物资的中转站，又是中央前委、工委和全国解放区的联络中心，为保证毛泽东顺利地指挥西北战场、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4月，毛泽东在兴县蔡家崖发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完整阐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土地改革工作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为夺取全国胜利指明了前进方向。

革命战争年代，吕梁人民养兵10万、伤亡9.8万，占晋绥边区伤亡总数的40%，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吕梁儿女的优秀代表张叔平、贺昌、刘胡兰等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书写了共产党人无比坚定的理想信念和绝对忠诚。

“吕梁苍苍，汾水洋洋。先烈伟绩，山高水长。”正是在沟壑纵横的吕梁山上，吕梁人民与党同心同德，以无比的忠诚、无私的奉献和无畏的斗争，谱写了革命斗争与艰苦创业的不朽华章，铸就了“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的吕梁精神。2017年6月21日至23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西，在晋绥革命纪念馆指出：革命战争年代，吕梁儿女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伟大的吕梁精神。我们要把这种精神用在当今时代，继续为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者系吕梁市委讲师团原团长、二级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