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吕梁日报》李牧老师盛情相邀，嘱我写一篇关于读书的文章。初闻此言，心下既感惶恐，又觉惭愧。一来我与李牧老师虽未谋面，却因文字结缘、倾盖如故，至今仍是“线上知己”，缘悭一面。只闻得先生性豁达、好诗酒，清俊通脱、抱朴含真，既有文人风骨，又怀赤子之心，如此厚爱雅意，焉敢推辞？二来“何谓读书？为何读书？如何读书？读书何用？”此四问，古往今来无数宏儒硕学早已剖幽析理、阐精发微，传世文章珠玑满目、蔚为大观。我乃晚辈后生，才薄智浅，学识浅陋，纵有刍荛之见，亦不敢妄谈高论。思前想后，不如敞开心扉、坦诚相告，将自己数十载读书、藏书、辨书、著书的所经所历、所思所感，如实向家乡父老作一番汇报，纵有不当之处，权当游子在外，对故乡山水的一次遥拜与闲话家常。

【读书】

我生在吕梁小邑，长在湫水岸畔。故土乡亲勤劳朴实，多以稼穑为本。可惜当地十年九旱、黄土漫天，自古便是穷乡僻壤。各家各户终日奔波于生计，日子困顿拮据，家中除了孩童课本，几乎无藏书可读，更有多数人不知经史子集为何物。据清代《临县志》记载，我家祖上在明清年间，曾是乡邑数一数二的诗书门第，科甲蝉联、人才辈出，出过为官清廉、名声赫赫的进士、举人，廪生、贡生、监生、生员数不胜数。虽然后来家道中落、荣光不再，却仍留存一缕读书遗风。家中书籍不算宏富，却也有小小一木橱，杂陈着旧籍残编。先父毕业于临县一中，早年曾有过短暂执鞭从教经历，深谙读书之理，自我呀呀学语之际，便督促我读书识典，以立根本。

尤为幸运的是，先父为人宽容、思想开明，从不拘泥于“子曰诗云”的所谓“正统”，逼迫我死记硬背《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类幼童蒙书。我记忆中读的第一本课外书，便是家中旧藏的石印插画本《聊斋志异》。封面插图至今记得是《宫梦弼》一篇，内文配有古雅插画，间有简注，却无白话文。彼时年幼识字无多，却故作老成、捧书朗声诵读，碰到不认得的生字，便随口以“啥”字替代。常常一篇短文，“啥啥啥”之声十占八九，惹得家人与街坊邻居捧腹大笑。饶是如此，先父从不斥责，反倒耐心引导，用铅笔为我标注生字拼音，特意择取《骂鸭》《偷桃》《狼》《促织》等短小易懂的篇章，教我识其字、知其事、明其义。也正是这份启蒙，让我自幼蒙受蒲松龄先生瑰丽意境的熏陶，浸染文言文笔法之韵味，如今想来，我微薄的古文功底，或许便发端于此。

故而，幼年每个夜晚来临，做完学校功课，便是我的读书时间。一盏灯，一卷书，一个少年，寒暑皆然。久而久之，睡前读书便成了刻入骨髓的习惯，至今雷打不动。家中的书毕竟很有限，我还四处打听左邻右舍谁家有闲书，主动上门装模作样拿起扫把帮忙扫地，只求换得借书一读的机会，恰如清代袁枚《黄生借书说》中笔下窘迫书生黄允修一般。借来的书籍，多是《三侠五义》《施公案》《杨家将》等公案评书，或是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虽非经典史籍，却也读得津津有味、受益匪浅，以至于年少心热，竟还东施效颦，在课堂上偷偷执笔，写了一部近二十万字、名为《江湖情仇》的“小说”。后来还屡屡给《吕梁日报》投稿“时评”，好在得到报社高丽萍老师的提携鼓励，发表了一些“小豆腐块”。但如今回想，只觉稚拙可笑。但庆幸的是，正是当年读书埋下的种子，终究破土而出。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参军入伍，行囊简单，只随身携带一本汉语辞典。好在部队图书馆藏书琳琅，让我真正有机会接触《尚书》《左传》《史记》《资治通鉴》等大部头经典，也让我愈发痴迷历史典籍。在基层连队当战士的那几年，白天摸爬滚打、身心俱疲，夜晚熄灯后，仍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读书，被战友笑称为“书痴”。幸而连队指导员惜才爱才，破例允许我熄灯后到学习室读书，渐渐学有所得，给军区《前卫报》和驻地报刊、电台投稿并获发表，甚至因一篇几百字的小文章《谁是“愚人”？》，报道基层连队一名战士以“愚人节”为由假传命令，造成负面影响，提出军人不宜过洋节这一观点，获得了当年度军内新闻最高奖项，让我有机缘调入部队机关政治部专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为后来的入学求知、媒体从业夯实了基础。这份袍泽情谊，至今铭记于心。日复一日，读书于我，早已如同一日三餐，不可暂缺。若有一日不读，便觉心中空落落的。

读书究竟有何用？又当如何读？我辈后学，不敢妄下论断，深以为荀子所言极是：“君子之学，入乎耳，着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读书之要，最终在于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落实到一言一行之中，而非拿来炫耀谈资、附庸风雅。有人读书，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读完不知所以；有人读书，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便自以为博学；更有人读书，不分良莠、歪理邪说照单全收，如此读书，反倒不如不读。其实一个人读什么书，理当精挑细选，恪守“始乎博，终乎约”之理——既要广泛涉猎、开阔眼界，更要有所侧重、精研一门，最关键的是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明代理学巨擘陈白沙有言：“以我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茫然。”此语平实恳切，值得每一位读书人深思谨记。

【藏书】

古来读书人，多以藏书为癖、汗牛充栋为乐，我亦不能免俗。我的藏书之路，始于部队机关政治部工作时期。那时负责图书馆的是一名麦姓宣传干事，与我交好，每每外出采购图书，必携我同行，我也得以凭借极低折扣，购得心爱典籍。《资治通鉴》《淮南子》《搜神记》等经史典籍，便是那时收入箧中。

脱下军装退出现役定居北京、进入国社工作后，手头渐宽，我便定下规矩：每月将薪资三分之一划为购书专款，数十年不曾间断。北京早年地坛书市，人声鼎沸、盛况空前，出版社库存旧书堆积如山，折扣极低、善本颇多，成为我寻书探宝的首选之地。中华书局上世纪90年代出版的《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乃是正史之外极为珍贵的史料，涵盖唐宋39种、元明24种、清代42种，当年在书市中，些许破损之本散落满地，一本只需几块钱便可购得，我悉数搜罗、配齐整套，视若珍宝。忆得当时电视热播康熙九子夺嫡剧集，雍正篡位之说众说纷纭，我恰在书市购得残破本萧奭《永宪录》与雍正亲著《大义觉迷录》，细加研读，方知史事来龙去脉、真伪端倪。还有某电视台一档爆火的节目上，某专家张冠李戴，把前朝已死的人物放在当朝去抄没官员家产，我以正史记载、档案文献，并以当时朝中重臣笔记为证，让这位专家黯然失色，承认谬误。藏书之趣，尽在这般意外所得。

我的藏书，也逐渐开始从广博渐趋专精。先是置买工具书：《辞海》《辞源》《尔雅》《说文解字》、历代职官辞典、《古籍书名辞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案头常备，以备查考；再循经史子集，广为收纳：诸子百家集成、历朝正史、野史笔记、各代会典、部分帝王起居注与实录，“三通”（《文献通考》《通典》《通志》）、《全唐诗》《全宋词》《全元曲》《昭明文选》，李杜白苏等名家文集，《群书治要》等历代治世典籍；更因我潜心研究古地图与历史地理，各类地方志、边疆史地研究、一统志，以及《水经注》《禹贡》《徐霞客游记》《读史方舆纪要》《天下郡国利病书》《元和郡县志》《方舆胜览》《诸蕃志》《太平寰宇记》等史地经典，皆一一搜罗。

当然，藏书一不是显摆炫耀。每每新书得之归家，必净手拆封，盖上印章，按类别放入书橱，以备查阅。若有人做客看到后试图借读，必以“书与妻，概不外借”之语自嘲拒之。二不是盲目盲从。同样一本书，什么出版社、什么版次、校注者何人皆需细细考量。如史学典籍，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之影印本或名家精校本，乃是必藏之选；古典小说、帝王传记、世界名著，人民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译林出版社之系列版本，皆为上乘。此外，出差各地时，泡旧书店、访古书摊，亦是一大乐事。我曾在浙江衢州购得八册光绪年间石印本《聊斋志异》，纸页泛黄，但字迹清晰，插画精美。又在福建莆田于一堆旧物中翻出民国初年的整套《绣像红楼梦》，绣像细腻，令人爱不释手。还在宁夏书摊觅得晚清版《异域录》。这些旧籍虽耗资不菲，却可称得上是凤毛麟角的藏书至宝。为了它们，我甘愿一连数月多食菜粥、少买肉腥、拒绝宴请应酬而乐此不疲。个中滋味，只有同好方能体会。

如今藏书渐多，堆陈满室，虽有“落落大满，素蟫灰丝时蒙卷轴”之况，却能得宋儒尤袤所言境界：“饥读之以当肉，寒读之以当裘；孤寂而读之以当友朋，幽忧而读之以当金石琴瑟。”拥书自守，静心品读，实乃人生至大至真之乐趣。

【辨书】

先贤有言：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世人常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却不知书中讹误疏漏、牵强附会比比皆是，著书者立意高下、学识深浅不一，若盲目轻信、以讹传讹，为害甚大。读书之人，当沉心钻研、细心考证、辨别真伪、去伪存真，方不负读书之名。

记得《论语・乡党》有云：“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亵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其中“式负版者”一句，历代名家注疏各有说辞：唐邢昺《论语注疏》言“负版，持天下国土户籍图册”；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注“负版，持邦国图籍者”；清刘宝楠《论语正义》谓“负版非负物，乃掌国土版籍之吏”。

诸家皆为权威大儒，然细究先秦礼制与史实则不难发现，其注疏尚存瑕疵。先秦时期，邦国版图、户籍图册乃国家重器，藏于秘府、严加守护，极少示人，更不可能有人公然背负、行走于道路之上。“版”虽有版图户籍之义，“式”（轼）虽为乘车致敬之礼，但孔子驾车出门，在大街上所遇之人，怎么可能堂而皇之背负秘府图籍穿梭市井？以孟子“傅说举于版筑之间”为证，“版”亦指筑墙夹板。结合孔子见不同人而行不同礼的语境，此处“版”或可推测是制作版图户籍的专用木板，关乎国本、象征礼制，远非寻常器物可比。孔子见之俯身扶轼致敬，实为敬国本、重礼制，如此解读，才合情理。

又如古典名著《红楼梦》，历来红学研究者众多，不少人沉迷探赜索隐、钩深致远，却多有生拉硬拽、穿凿附会之弊。我个人的体会是，若多读明清史料，熟稔时代风物、礼仪服饰、方言俗语，便可知诸多所谓“隐喻”，不过是作者信笔为之、调侃读者。若一味陷入索隐派的路子，一定会刚刚窥见端倪，又陷入层层新的迷雾。就像刘姥姥所尝的那道“茄鲞”，若真按王熙凤口中所言法子炮制，实则繁复失真，恐难以下口，这背后何尝不是作者对豪门奢华近乎荒诞的一种调侃？

类似这样的“辨”，对读书人而言大有裨益。书海浩瀚，讹误比比皆是，若能于阅读之中识别一二，纠正前人之失或自证其误，那种与古人对坐商榷、豁然开朗的感觉，当真是读书人莫大的荣幸。这也时刻提醒我们，读书要有几分疑心，几分求证，切不可盲从权威，人云亦云。

【著书】

这些年，我的几部拙作陆续出版，还有幸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按坊间说法，算是一名正经八百的“作家”。但我心里明白，这个身份沉甸甸的，更多意味着一份责任与如履薄冰的惶恐，不敢有丝毫自满。

我真正迈入著书的门槛，最初的由头竟是一句玩笑话。前些年图书市场兴盛，新书层出不穷，却也泥沙俱下，胡拼乱凑者有之，错讹离谱者有之，盗版书籍猖獗泛滥，一度让我叹“无好书可买”。一位老友闲聊时笑言：“既然买不到称心之书，何不自己动笔写书？”

本是戏言，当时不过一笑了之。后来由于单位委派我对口负责国家测绘局的新闻报道，便痴迷古代中国地图文化脉络探秘，机缘巧合结识中国地图出版社的朋友，盛情邀约，让我写一本地图历史大众科普读物，方才下定决心一试。

为此，我遍访名家、虚心求教，埋首故纸堆、潜心考证，一字一句斟酌下笔，一部一部慢慢写就。《地图：谁主沉浮？》《地图生死劫》系列，聚焦古地图文化；《走近地球之巅》《这就是山东》，致力现代地理科普；《今夜有局：人间诗宴》记叙古人诗酒轶闻。还有一些其它随笔、诗词集子，也给中央电视台的一些地理主题节目负责撰稿。这些作品问世后，既得学者方家批评指正，也蒙前辈师长鼓励首肯。但写得越多，读得越多，就愈发觉得自己笔稚才疏，与真正的“著书”二字相去甚远，常常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生怕谬种流传，误人子弟。

魏文帝曹丕《典论・论文》有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著书立说，关乎文脉传承、世道人心，万万马虎不得、敷衍不得，必须字字求真、句句求实，经得起历史检验、后人推敲。我虽才疏学浅，唯愿秉持善念、坚守初心，将读书所得、治学所悟付诸笔墨，明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让文字有温度、有风骨、有实意，若能为后世读书人略尽绵薄之力，便足矣。

行文至此，夜已深沉。走到窗前，望见京城还是灯火璀璨，猛然想起四十多年前故乡湫水河畔的那些夜晚。那时候，一盏孤灯下，一个小小少年捧着一本残破的《聊斋志异》，端坐在炕头小桌上，在父亲慈爱的目光下，用一连串的“啥”字，读完了人生第一个志怪故事。簌簌风响的窗外，是吕梁山的千沟万壑，是漫天的黄土与星辰，而书页之间，却是一个无边无际、可以任意驰骋的世界。

许多年后，我走过了许多地方，用过了许多比当年湫水灯光明亮无数倍的各式灯具。但每次翻开一本书，那份最初的、怯生生的喜悦与敬畏，从未改变。书，对我而言，从来不是敲门砖，不是装饰品，甚至不全是知识的载体。它更像是一位沉默而耐心的长者，在我孤独时给我陪伴，在我迷茫时给我微光，在我得意时让我清醒，在我困顿时给我力量。湫水点亮的那盏灯，一直照亮我的脚下，让我勇敢前行，行稳致远。

我写了这么多，回过头看，其实只是四个字：开心见诚。把自己读书的经历、藏书的痴迷、辨书的谨慎、著书的惶恐，原原本本地告诉家乡的父老乡亲。我深知，与那些宏儒名家的传世文章相比，我的这些文字，不过是湫水河畔一株不起眼的草木，沐过同样的风雨，看过同样的月亮，如今向故乡的方向，微微摇曳，发出一点属于自己的声音。

如果这篇小文，能让家乡的某一个少年在某个夜晚，生出一丝翻开书本的好奇；能让某一位乡亲在忙碌的间隙，想起书架上那本尘封已久的旧书，那便是我莫大的荣幸了。愿我们吕梁儿女，无论走到哪里，无论日子是苦是甜，心里都有一盏不灭的书灯照亮远方，照亮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