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罢公式夫
他在藩台任上最著名的事件是向康亲王求罢公式夫（铡草的民夫）。《于清端公政书》中写为“［］夫”。（这里依《清史稿》写为“公式夫”，读如错）
当时，数万名八旗骑兵驻于福建，与台湾郑经作战。福建地方官员成天忙碌的军务大事，就是征集采购这些军需品,采购回来还不算，马草都要细细铡过，才能喂给马吃。八旗子弟比较懒惰，哪里肯亲自干铡草的苦差事。于是，就要向民间征集劳力，专门到军营里铡草。对八旗官兵来说，民夫当然多多益善，根本不考虑地方上的承受能力，一征集就是数万名。于是，数万户家庭的生产生活都受到影响。民夫们也要吃饭，还得再向民间征粮。民夫们也不可能成年累月地服役，总要定期更换，于是这种征夫的灾难就会波及福建省境内更多的地方、更多的家庭。不仅搞得很多百姓家破人亡，也让各级官府头痛不已。
清朝初年的皇帝、朝廷，都还是比较关注民生的。他们了解到征夫的巨大弊病后，曾经下令禁止再征公式夫。各级地方官和广大老百姓，都深深舒了一口气，十分感激朝廷的大恩大德。但是，骄纵的八旗子弟，仗着自己是特权阶级，又在为国打仗，仍然想继续征调公式夫。康亲王杰书是军队统帅，他虽然比较开明，但考虑到自己军队的利益，也出尔反尔，答应了将士们的请求，再次下达命令，要求各地照旧派夫,这就激发了一次严重的军民矛盾。
康熙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福建巡抚吴兴祚把康亲王的手谕转发给闽县、侯官等地的知县，要求按谕执行，但巡抚衙门并没有下达正式的文件。知县祖寅亮、姚震等人揣测到巡抚的真实意图，就以需要请示为由，拒绝执行康亲王这道命令。正月二十七日，八旗官兵聚集到县衙闹事，逼迫知县派夫。二十八日，福建省地方官员聚会商议，准备向康亲王请命。就在这天，民间很多百姓，听说了征夫的消息，便突然停业罢市，聚集在街上，哭泣喧闹，群情汹涌，大规模的民变一触即发。
官员聚会商议之后，布政使于成龙代表下属各级官员，向康亲王杰书上了一封公开信——《公上康亲王求罢公式夫启》，说明原委，请求康亲王收回成命。
于成龙又以自己的身份，向康亲王上了一封《再肃上康亲王启》。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
国家之安危，由于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于用人行政，识其顺逆之情而已。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是国与民相倚之切，千古诚不可诬，载诸简册，可考而知也。
于成龙先给康亲王讲了一番大道理，然后又赞扬康亲王的品德、才干和功劳，说他既是皇室贵胄，又是国家栋梁，处处能以国事为重，也知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接着，他又说最近北京发生大地震，太和殿发生火灾，上天示警，皇上亲自下了《罪己诏》，要求百官给自己提意见，并且时刻以“爱民察吏”为念，赈济各省的饥荒。于成龙请求康亲王看在太祖、太宗、世祖皇帝创业艰难的分儿上，为康熙皇帝分忧，关爱百姓，稳定民心，收回征调公式夫的命令。这篇文章在《于清端公政书》中是非常精彩非常感人的一篇。
康亲王杰书一看事情闹得太大，官吏和百姓都反对自己照旧派夫的命令，在收到官吏们的公开信和于成龙的个人信件之后，思忖再三，也就偃旗息鼓，收回了成命。
于成龙为属下官吏和广大百姓办了一件“天理良心”的大好事，但这件事确实办得有些惊险。根据前边的介绍，此事牵扯到官员抗命，百姓闹事，稍一处理不慎，就会是一大片人头落地。清朝是满人的江山，满人比汉人要高一个等级，王爷贝勒和八旗官兵都骄横无比，不讲道理，弄不好于成龙真有性命危险。幸好，康亲王一向比较信任于成龙，没有“上纲上线”，这事才算没有办砸了。
巧抑米价
于成龙为官多年，一向以捕盗、判案著称，在黄州打了两仗，也显示出军事才华。在处理财务方面，却没有丰富的经验。在罗城征收赋税，一共才经手白银一千二百多两。在合州经手的银钱更少，只有九两左右。上任福建藩台之后，要管理全省财务，确实有很大的难度。但于成龙一向精明多智，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在理财方面，也做出了不少成绩。
康熙十九年初，泉州米价腾贵，兵民交困。总督姚启圣十分关注此事，向朝廷申请捐济。姚启圣本人是位商业天才，曾经在罢官闲居的几年时间里经商致富。在平息耿精忠叛乱与郑经交战的几年中，他本人为军队捐出的私财就多达数万两白银。这次捐济泉州，姚总督也不含糊，一下子就捐出了五千两，但他同时也交代，下属各司道府必须捐齐五千两，共筹集一万两白银，在省城福州买米五六千石，火速运往泉州。总督做出了表率，巡抚吴兴祚也不敢落后，他没有私财可捐，就下令清查延平、建宁、邵武三府以前购买的四万石粮米，把这批粮米运往泉州。同时，他担心清查工作缓慢，不能及时运输，又命令粮道从即将到来的军饷中留出三万两白银，立即在省城买米发运。
这几项具体工作，都要于成龙负责实施。于成龙在赞叹姚启圣和吴兴祚的同时，又觉得捐济方法有问题，十分为难，便另想了一套应急办法。
当时，省城福州的米价也在上涨，每石米已经涨到二两一二钱左右。如果这时候在福州大量购米，米价势必继续飞涨，和泉州、兴化一样了。如果消极等待上游运来的外省米，则不能救目前之急。于成龙认为，应该改买米为借米。他恳求巡抚吴兴祚下令，从粮道手里借出为康熙十九年秋天储备的粮米。这其中，闽县负责筹借一千石，侯官县负责筹借两千石，于成龙自己再负责筹借两千石，一共凑齐五千石，先行运往泉州。等上游的外省米运到福州之后，再陆续补还借出的秋粮米。由于于成龙处置得当，省城福州的米价很快跌到了每石一两左右。
在外地的姚启圣不明究竟，派人到省城催办捐银买米的事情，于成龙写了一封《上姚制台议捐济禀》，详谈福州的实际情况，说明自己不愿买米的原因。
1.福州工商业者多，农民少，大家都靠买米生活，如果米价飞涨，百姓生活难以保障。
2.福州驻军每月消耗料谷两万石，每石折银只有六钱五分，已经远远低于市价，购买料谷已经费尽周折，十分艰难，如果米价再涨，则军队每月两万石的料谷就不可能买齐。
3.总督给各司道府派下来五千两银子的捐款，因为官员们经济拮据，负债累累，完成十分困难，逼急了只能用非法手段向下属和百姓摊派了。（于成龙列举了几位同僚困窘负债的例子。）
4.目前福建的藩库十分匮乏，欠姚总督本人的一万两银子一直归还不了，军队每月还要消耗一万四千两，自己只能呕尽心血，东挪西补，实在不敢再支用新到的饷银买米了。
于成龙最后说，五千石左右的粮米，对泉州来说是杯水车薪，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只有先平抑米价，等朝廷的饷银解到之后，如数发放拖欠的军饷，饷银充足后，民间囤积的粮米自然愿意出售，粮食问题就能圆满解决了。
从这篇文章看，过惯穷苦日子的于成龙，经济头脑并不比富商出身的姚启圣差。他用借米还米、临时周转的方式，平抑了飞涨的米价，帮助大家渡过了难关。其效果，比姚启圣的慷慨捐款要好多了。
闽疆事宜
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初，巡抚吴兴祚即将率兵南征。于成龙向吴兴祚上了一封《上吴抚台论闽疆事宜》，建议未雨绸缪，稳定后方。这也是于成龙的一贯作风，喜欢关心全局，为上级出谋划策。其主要内容如下：
1.省城福州是根本之地，要防止叛乱发生。逃兵、匿寇、贫民，这都是福州一带的不稳定因素，于成龙建议吴兴祚在出征前，先处决林鼎、陈德枫两宗叛乱案中的在押罪犯，震慑一下，稳定人心。
2.延平、建宁、邵武等府是福建的上游地区，也是通商运粮的交通要道。近来山寇作乱，很多地方都受到荼毒。江纪、杨一豹等山寇首领，以准备投诚为诱饵，麻痹官兵，继续焚掠百姓。于成龙建议吴兴祚增兵设防，防止酿成大乱。
3.后方各营士兵缺乏训练，只知道迎来送往、放哨站岗、消耗粮饷，并没有真正的战斗力。于成龙建议吴兴祚尽早安排练兵事宜。
于成龙是留守省城的最高官员，为巡抚分忧解难也是分内之事。在他的谋划和吴兴祚的妥善安排之下，福建省内没有发生大的叛乱，局势大体稳定。不久，吴兴祚的南征也取得了一些战果。
清廉节俭
于成龙在福建生活了一年有余，仍然保持着清廉节俭的风范。
臬台和藩台都是省内高级官员，下属官员很多，手中的权力也很大，按照官场惯例，有很多收礼纳贿的机会。于成龙对这方面十分注意，严厉禁止下属官员给自己送礼。同僚之间的礼节性来往，也只限于橄榄果和蒲葵等价值不高的土特产。
福建是沿海地区，码头上经常有外国商船停泊贸易。清政府在这方面有严格的限制，外商们为了打通关节，多买多卖，也势必要向主管的官员重金行贿。官员们趁这个机会发点洋财，对外商、对百姓、对国家其实都没有坏处。于成龙升任藩台后，主管对外贸易，也成了外商们行贿的对象。他严于律己，绝不受贿。外商们最初以为于成龙胃口大，嫌礼品送得太轻，就加倍行贿，于成龙仍然不受。外商们借验货之机，拿出一些价格高昂的香料，请于成龙品评。按惯例，这些东西验过之后就留在衙门里了。于成龙只是拿起来闻一闻，辨别一下货色，然后就让外商拿回去。外商们感叹道：“天朝洪福！我们走遍天下，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清官。”
布政使衙门的大堂名叫“紫薇堂”，于成龙专门撰写了一副廉政对联，挂在堂上。联语云：
累万盈千，尽是朝廷正赋，倘有侵欺，谁替你披枷戴锁？
一丝半缕，无非百姓脂膏，不加珍惜，怎晓得男盗女娼！
这副对联写得很精彩，也很有于成龙的思想特色。一是禁止贪污，一是禁止浪费，“披枷戴锁”说的是朝廷的王法，“男盗女娼”说的是因果报应。这对联，既是警示自己的，也是警示属吏的。当时，于成龙负责全省财政和军需，经手的银钱有上百万两，他自己和广大属吏都面临着巨大的廉政考验。而于成龙要做到的，就是一分一毫不出差错，也是相当难能可贵了。
于成龙在福建的俸禄，每年有一百多两，主仆几人是够花了，但生活水平实在是不高。他集资赎买奴婢，给囚犯布施口粮医药，还有其他一些公益慈善事务，都免不了要花费一部分俸禄。有时候实在拮据了，就得典当衣物去换口粮。
当时，福州城里经常有北京来的钦差大臣、八旗将军，这些天潢贵胄整天到处乱逛，无所顾忌，于成龙的官衙和内室，也是他们散步闲逛的地方。他们看见于成龙房里只有一口竹箱子，里头只有一套朝服，饭锅里泡着稀饭，不知还要吃到什么时候，另外还有几十捆文书，此外再没有私人物品了。这些过惯了富贵日子的权贵们，对此情景都摇头咂舌不已，没想到还有这么穷困、这么清廉的大官。陈廷敬的《于清端公传》说，这些权贵人物纷纷赞叹：
于公，天下第一清官也！
于公清苦，天下一人而已！
在当时的官场上，汉族官员的俸禄都比较低，负债累累的穷官非常多。于成龙在写给姚启圣的一份文件中，就举例说明过福建几位道台窘迫的经济状况。但像于成龙这样的官员如果想要适当改善一下生活，也不是没有可能，手里有权，什么事都不会难办。有些同僚就奉劝于成龙，把生活稍微过得好一点。于成龙说：“我平生没有特别的爱好，就喜欢过布衣蔬食的生活。衣食问题，只要能够免于饥寒就行了。”他还向人说：“我从来不知道世界上有享受这件事，也不知道馈赠交际有什么用处。我每年得到的俸禄，其实也花不完，要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于成龙这几句话，在一些人看来像是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也像是虚伪矫情的高谈阔论。于成龙有自己的精神追求，除了忠君、爱民、做好官、名垂青史之外，他曾经撰写过一副对联，表达自己的思想观念与精神境界。联语云：
山到穷时，现许多峭壁层崖，叹富贵功名，何似林禽野鸟；
路逢狭处，经无数行云流水，任盘桓谈笑，休孤翠竹苍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