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寨中

1935年7月26日，阎锡山兴县公安局设在段家湾的警卡，被陕北王兆相红三团十一支队拔除后，阎派其亲信白志沂来兴县调查红军活动情况，责令县长李凯鹏严查共产党。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阎锡山如坐针毡，深恐红军东渡，动摇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故采取了一系列防范措施，任命晋军七十一师师长兼晋西警备司令杨耀芳担任河防总司令，监控偏关、河曲、保德、兴县、临县、石楼、永和、隰县沿黄河一带红军活动情况，派该师所属二○七旅四三二团的两个营，布设黑峪口、罗峪口、大峪口、牛家川一带，修筑炮楼、碉堡，布设守兵日夜监控对岸，还将各渡口的船只一律停放在黄河东岸封存，意在彻底断绝秦晋两岸的人员往来。同时，阎锡山又在黄河东岸驻守了防共保卫团，任命心腹干将尚学勤担任防共保卫团团长，李凯鹏担任政治部主任兼“绥靖公署”兴县军事法庭长官。阎授意他们抓捕共产党人后，可“先斩后奏”。还规定只要抓住一名共产党员，赏银一百块。他们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准漏网一个”。

李凯鹏，人称“李大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秉承阎锡山的旨意，多次召开特工人员会议，纠集地方豪绅、流氓恶棍，秘密策划抓捕共产党。并在黑峪口、鹞子公式、乌门公式、合河关、蔚汾关各交通要地关隘道口，加设了秘密据地，派遣暗探监视共产党的行动，还在各区、村增设了防共小分队，建立联村保，组织“好人团”，村民出门都要带通行证。除此以外，还有公安局组织的150人的清乡队，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红军，兴县的党组织处在极端困难的境遇。

1935年6月，赵家坪恶霸地主王巨武和青阳角地主白生龙，秘密收买了赵家坪村赵王虎充当密探，监视本村共产党员的活动情况，他得知贺开山、赵贵旺、赵补树等人召开党的会议，便指使他的老婆到青阳角向白生龙密报，白得到情报，立即报告了罗峪口伪巡逻官马应如。马带着河防队连夜从罗峪口穿沟过河二十里地，突袭赵家坪，先后抓捕了赵贵旺、赵补树、赵果清等10名党员和3名群众。赵贵旺等10名党员被李凯鹏杀害，支部书记王玉枝出走他乡，党员赵怀金参加神府游击队，党组织被迫停止活动。

段家湾夺警卡事件后，县长李凯鹏还悬赏一千块现大洋，捉拿参与夺卡党员。那年，参加夺卡的贺贵生、贺来生兄弟从陕北偷偷返回兴县被告密，俩兄弟被抓捕杀害。

1935年秋，神府县委组织部长贾令德和交通员李根全刚从罗峪口渡河来兴县，在榆树峁附近组织党员转移时，被驻守罗峪口的防共保卫团包围，贾令德在突围时左腿骨被敌人打了一枪，无法行走被捕遇害。10月初，石沟共产党员贺万胜被防共团包围后，他跑到村西黄蒿梁，跳进半山崖一个腔渠窟，敌人枪打不着，捉又捉不住，便令群众铲土活埋。一位机智的群众趁敌人不注意，将地里的一捆糜黍秸子扔进腔渠窟，悬在半空中，搭救了贺万胜。11月底，为陕北特委购买石印机的罗峪口商人王文光和贺立义，被盘塘村大地主王凯告密，二人惨遭杀害。

国民党兴县县长李凯鹏，忠实地执行阎锡山“宁可错杀一千，不准漏网一个”政策，不仅杀害了一批共产党员，而且株连了不少无辜百姓。不少穿红斜腰子的、系红裤带的、穿红袜子的百姓，都被当作红军密探被抓。一些地痞、恶棍和土豪，与反动官府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为得到赏钱借机陷害无辜百姓。1936年春，阎军河防部队和区公所在黑峪口清剿参与陕北红三团活动的共产党员，黑峪口公道团团长冯秉智为得到一百块赏钱告密，将村里29名共产党员和群众抓捕，当场将共产党员任好光枪决，其余28名被押送县城审讯入狱，几天后，任长孩、刘有儿、任虎旦等4名群众惨遭杀害。8月下旬，县公安局审讯无罪，将其中10人释放，其余的在县长李凯鹏调离后才保释出狱。

从1935年春到1936年4月，李凯鹏在兴县大肆抓捕杀害共产党，先后被捕坐牢的有一百多名，被杀害的有六七十名，其中共产党员30多名。

面对敌人的血腥镇压，兴县的共产党员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他们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遗体，又继续战斗了。在这些不屈不挠的共产党人中，刘亚雄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1931年4月7日，担任中共顺直临时省委秘书长的刘亚雄，被叛徒告密，和爱人陈原道在天津被捕，他们在敌人的屠刀面前，临危不惧，宁死不屈，视死如归，1932年9月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3年4月10日，陈原道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刘亚雄把刚生下四个月的儿子刘纪原交给父母亲刘少白、牛秀莲抚养，自己又南北奔波，继续为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