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兴县军民赶走了国民党顽固派，建立了晋西北行政公署和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为晋西北抗日党、政、军机关的“大本营”。当时，全县驻守的抗日军队、党政机关，人数约4万人。而蒋介石、阎锡山的第二战区，一方面借口抗日救国，拼命搜刮民财；一方面在1940年以后又完全停止了对八路军军火、军粮、服装、医药的补给。加上日军的经济封锁，使八路军120师和晋西北根据地党政机关的经济财政，几乎陷入绝境。

怎么办？兴县从抗战以来的3年间，人口已由9万余人，一下子减到8万余人，这里又地瘠民贫，要养活这么一大家子人，难呐！而日军也趁晋西北抗日政权立足未稳，于2月23日至4月1日，以13000余兵力分6路对晋西北进行春季“大扫荡”。

面对空前的经济困难、生存困难，晋西区党委书记林枫作出坚定的回答：勒紧裤带，团结奋斗，发动民众，共度难关。1940年2月26日，晋西北行政公署向根据地发出紧急号召：开展扩兵、献金、献粮、做军鞋的“四大动员”。兴县县委、县政府广泛开展宣传发动，召开群众会、士绅座谈会，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下，进行动员工作。县委书记景明远亲自到兴县地主、商人最多的黑峪口村召开士绅座谈会，开明士绅刘少白主动带头捐粮50石，银元700元；蔡家崖开明士绅牛友兰在创办兴县农民银行时，就已捐献银元2万3千元，这一次牛老先生又捐粮120石，银元8000元，和自己商店的所有棉花、布匹，解决了晋西北新军决死四纵队203旅18团一个团的服装，并先后把十四、五个子侄送进革命队伍；王家塔开明士伸王作相捐献1780元银元，并把仅有的两条黄河渡船也献了出来；城关开明士绅刘砚公式，字训山，民国初年曾任汾阳县知事，八路军120师进驻兴县后，他把自已最好的房屋让给八路军团部居住，并将价值2700元的18条大菜牛慰劳了战士。四大动员中，他还把自己开设的烟坊、酒坊、“豫丰栈”商号里的棉花、布匹所有商品及银元8000余元，捐献给八路军；杨家坡杨老三一次也拿出300多石粮食。一区区委书记马柏树在沟门前村，一次动员张福才拿出800块白洋，30石粮食。

通过“四大动员”，全县两个月时间捐献粮食2800石、元宝170个、黄金27两、银元57000元、金银首饰230两、法币15万元、各种布匹3600多丈、棉花6万多斤、羊毛5万多斤、军鞋34000双，还有黄油、陈醋等物品。这些资金和物品全部支援了120师和其它抗日部队及晋西北党政机关，解决了燃眉之急。

6月8日，中共中央对晋西北工作发出指示，指出晋西北创建根据地和“四大动员”都获得成绩。9月11日，晋西北行政公署召开第二次行政会议，林枫致开幕词。会议确定了三大中心工作：健全新政权、开展生产建设、加强教育工作。11月6日，晋西区党委召开第一次地委书记会议。会议讨论了关于纠正统战工作中“左”的错误、关于政权工作、财经建设工作和敌占区工作，并布置了干部训练、锄奸工作和加强伪军工作。

面对“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兵员短缺”的局面，全县在捐粮捐款的同时，又开展了扩兵动员。动员一开始，便有很多青年报名参军，比如韩家吉村的牛载丰、牛何芝弟兄，都是兴县中学毕业的学生。兴县革命斗争史记载的二区吕家湾少妇王巧翠，自愿送丈夫赵侯小参军，并将手指咬破，在一块手绢上写下一个“心”字，意思是海枯石烂不变心，安慰丈夫一心一意上前线打鬼子，分别的那天，她一直把丈夫送到蔚汾河的赵家川口村。兴县籍著名作曲家高如星的那首“九九那个艳阳天，十八岁的哥哥来到那小河边……”就是据此写出。这种夫妻分离，无异于生离死别，在那战火纷飞、鬼子疯狂“扫荡”的年代，天天都有抗日将士献出生命，天天都有平民百姓被敌人的飞机炸死，被敌人的刺刀捅死、烧死、放毒熏死，甚至挖坑活埋……不少人家、房屋，都葬身于敌人的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

为了民族大义，为了保家卫国，让父老乡亲再不用东躲西藏，兴县儿女纷纷报名上前线杀鬼子，涌现出“母送儿、妻送郎，弟兄扛枪打东洋”的动人情景。仅1940年“四大动员”两三个月，全县动员参军1500人。在8年抗战期间，全县有6500人参军，牺牲474人，加上解放战争时期的3500人，共有10647人参军，牺牲1018人，为抵御日寇、争取民族独立作出巨大牺牲。如今，当我们走进凤凰岭烈士陵园那片庄严肃穆的墓地，眼前不仅是高照的艳阳天，翠绿的松柏树，不仅是黑茶山的巍峨，是永不褪色的火一样的战旗。人们仔细端详着一个个晋绥烈士英名录，细心抚摸着一通通烈士纪念碑，眼前浮现的是英雄儿女舍生忘死，奋勇杀敌的壮烈场面。他们是兴县的精英，是全县30万人民的骄傲和光荣，他们闪闪发光的名字和英雄业绩，谱写了一曲吕梁英雄传。

□ 牛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