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县“四大动员”的抗战工作蓬勃开展后，引起了日军的极大恐慌。1940年，新年刚过，春节尚未到来，吕梁山还是一片冰天雪地，日军集中大量兵力，频频出击围攻，开始了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春季“大扫荡”。

2月中旬，日军调集第九混成旅团、第三混成旅团、109师团共12000多兵力，分别从宁武、静乐、离石三路夹击，直取兴县。当时，120师主力刚从冀中回师晋西北，还未来得及休整，便立即投入反“扫荡”战斗。经过38天的激烈战斗，120师358旅、工卫旅、暂一师、决死四纵队、二纵队，共和日军作战40余次，消灭日伪军1400余人，收复被日军占领的方山、岚县、临县3个县城11个集镇，粉碎了日军的春季“大扫荡”。然而，日军“大扫荡”气焰一次比一次疯狂，一次比一次凶残。

1940年农历11月23日，是一个寒冷而阴郁的早晨。晋西北高原北风呼啸，冰天雪地。此时，兴县城正经受着侵略者残酷的暴行，日军第九混成旅团第18大队从岚县普明中队侵入兴县，从水磨滩到西关口，通惠泉到寿圣寺，端着明晃晃刺刀的日本鬼子满城乱窜，到处追杀群众：东关火神庙洞口，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被剥光衣服后，用刀刺死；城北紫沟村183个老弱妇孺被日军押到一片空地上，用机枪射死；在西关郭家沟康家大院里，日军将沿路抓来的70多名群众集中起来，一个个用刺刀捅死。日军惨无人性，竟以杀人取乐，将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倒提双腿，在大门口的石墩上活活摔死。

在西崖湾的西庵寺中，日军将抓来的人用枪挑、刀劈、机枪扫射等办法屠杀，就连白发老人、孕妇、婴儿都无一幸免。

县城有一座浅灰色砖墙的洋楼，屋顶上还用白粉写着一串洋文，插着几面挪威国旗，那是挪威牧师在兴县创办的基督教堂。中午时分，日军冲进教堂，像牧人赶着绵羊，把牧师逐出去，把男女教友，一个个拉了出来，站到当院。人们跪成行列，两旁立着刺刀和机关枪。几十双哀怜的眼睛，盛满着泪水……

农历11月24日上午日军离去时，又在全城纵火焚烧，青砖蓝瓦的兴县城，顿时变成一片火海，上万间房屋，30多座辉煌的明清古建筑，顷刻被烧成一片废墟瓦砾。

腊月初七，鬼子分兵两路，从曹家坡出发，直驱下王家公式和后红月进行“扫荡”。下午4时许，日军到达后红月村，沿路打死十七八个人，用皮鞭棍棒赶回四五十人来。腊月初八，日军又兵分三路，到周围各村搜捕，中午陆续返回后红月，又抓获十几个群众。前红月一户人家这天正给儿子办婚礼，听到日军来骚扰，村里人都跑了，从饮马会赶来办喜事的囝婆与本村一个老婆婆小脚跑不动，被鬼子用刀劈死。

日军在后红月挨门逐户翻箱倒柜，值钱的东西全部抢走，粮缸水瓮、锅盆碗碟、泥坛瓦罐尽皆打碎，剩余的衣物木器都纵火烧光。日伪军兽性发作，将抓来的中青年妇女拉出来污辱，然后杀死。初九早晨，日军将未杀的47人赶进村中李家院内一个作羊圈用的草房子里，用柴草堵住门窗，泼上汽油，点火焚烧，46人被活活烧死，只有一人逃生。日军在红月村共杀人72人，大部分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死亡最多的一家7口人，仅留下一个女人和小孩。日军又在全村纵火，烧毁房屋70多人，粮食有三四万斤，宰杀猪30余头、羊120余只、鸡无数，宰杀和抢走大牲畜50余头，抢走财物无从统计。村里人陆续回来时，看到现场惨状，无不泪如雨下。各家把尸首抬回去，哀天恸地，大哭不止。

幸存者会凋零，但历史将永存。2006年，兴县收集日军暴行证据时，在城东郭家峁见到了当年的幸存者刘九儿老人，他回忆：那一天，郭家峁、程家沟83名群众藏在北山梁的一孔土窑洞，被敌人发现，架起机关枪扫射，全部被打死。他当时5岁，还有一个姓白的4岁小姑娘，在横七竖八躺着的死者身下压着，才没有被子弹打中，保住了性命。

我伯父，于1940年农历正月结婚，2月参加八路军120师，1942年5月初，和战友在八分区的交城县敌占区征粮，被日军发现包围于农户院内，因敌众我寡，势单力薄，中弹牺牲，年仅十九岁，当爷爷颤抖着双手接过烫手的烈士证时，怎么也不相信这个事实。而伯母全然不知，天天站在大门口盼望国难早些过去，公式望丈夫归来。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后，伯父仍未回来，爷爷和奶奶终于确信儿子已战死，婆婆哭着让儿媳改嫁时她才得知这一噩耗。伯父没有子女，留下的仅仅是刻在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英烈墙上的三个字：牛玉业。我曾多次托友人在交城寻找伯父遗骨，终未找到。这些都是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同时也是兴县抗日军民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付出的鲜血代价。

□ 牛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