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八百余里的吕梁山褶皱里有一个小山村,这个“鸡鸣闻三县”的村子就是我的家乡——孝义大王庄村。

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的姑姑任星民从这个村子走出去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曾经参加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会）。随后不久，又将她的两个弟弟带出了大山，哥哥任寅生，弟弟任全生即我的父亲。

兄 任寅生

我的伯父任寅生，1924年生，属虎。我们村任氏家族中我们这一辈人都没有见过他，留存于世的只有一张立功喜报，两封给姑姑的家信。

在一张纸质泛黄的立功喜报上是这样写的：

兹有我军五六九团一连任寅生同志系贵县大王庄村人，在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中，于西安解放战役中为人民立下不朽功勋，经评定记二等功壹次，以资纪念。落款为：

十九兵团六四军一九○师

师 长：陈忠信

政治委员：边疆

副 师长：刘德财

参 谋长：王子卿

政治部主任：栗彬成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六月二十日

给姑姑的两封家信，一封是1950年从陕西陇县的宝成铁路工地寄来的，当时伯父在六四军教导团二大队四分队，在信中勉励在中央手工业干部学校的姑姑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另一封是1951年从鸭绿江边的安东市（今辽宁省丹东市）寄出的。伯父当时是某部指导员，信中说：“要执行新的光荣任务”，并对姑姑向他要相片一事没能办成表达了歉意，因为“照相很贵”。自此以后，我的伯父仿佛人间蒸发了一样，再无音讯。尽管朝鲜战争结束后多年，姑姑多次往志愿军驻丹东留守处等有关单位查询、寻找，一直未果。我的奶奶临终前躺在炕上，蒙着被子，眼巴巴地望着大门，家人知道她在看什么。奶奶就这样抱着遗憾走了。

如此算来，我的伯父离开我们七十年了，每当清明时节祭祀先祖时，我常想，在这片饱经沧桑的土地上，还有多少人知道，当初成千上万像伯父一样的中华儿女是为何而死，芳华二十七岁的伯父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弟 任全生

我的父亲任全生，1929年生，中共党员。在伯父任寅生入朝参战一年后，于1952年赴朝时，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汽车二团副排长，当时年仅23岁。当我工作后知道父亲的经历后，常常向他询问打听有关抗美援朝的故事。也许是战争太惨烈了，父亲一直不愿回想往事，有时喃喃自语说，那么年轻的小伙子说没就没了。早些年有一部反映抗美援朝中志愿军汽车兵运送军用物资的电影《神龙车队》，父亲反复看了多次。终于有一次和我讲，那时候和战友们执行运输任务都在晚上，不敢开车灯，摸着黑开，更加危险的是由于敌特活动，夜间用手电筒为敌机轰炸指示目标，很多战友牺牲了，就是开车执行任务也要和敌人斗智斗勇，时刻观察敌机弹着点，或紧急刹车，或加速前进。有一次在躲避敌机轰炸的追逐后，父亲和副驾驶的战友说话，但没人应声，战友因为探身向外观察敌机已经不幸中弹牺牲。这类战争中血与火的事父亲不愿多讲、不愿回想。他只说快乐的事，高兴的事。有一次，父亲执行完任务回来，和几个战友抬着汽车电瓶上了附近山头，用导线连接上灯泡。等夜幕降临，美国人的飞机来了，对着有灯光的山上狂轰滥炸，那是他和战友们开心的时刻。

父亲赴朝参战回国后，又转到福建前线。1960年，父亲转业到孝义市运输公司工作，默默奉献直到退休。2008年汶川地震后，父亲从他那微薄的退休金中向组织交了一千元的特殊党费，向孝义红十字会捐赠一千元。

我 我们

1989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孝义监察局工作，至今已三十一年，一直从事纪检监察工作。我的父亲文化水平低，认识的几个字都是在部队扫盲所学的。每每想起父亲的叮嘱“不要做对不起父辈的事情，要勤勉工作”等谆谆教诲，我就会增添认真工作的信心和勇气，做任何事情，都不敢懈怠。我曾从事过案件查办、纠风、审理、派驻纪检监察组等多岗位工作，多次被评为“优秀纪检监察干部”和“优秀共产党员”。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受父亲的影响，我的弟弟任红平于1984年入伍参军，并赴老山前线。我的儿子任柯道也报名参军，在山东武警某部服役，多次参加处突、演练、执勤等任务。

正是由无数像我父辈那样不惧生死的战士牺牲奉献，才换来了祖国山河无恙；正是如我弟弟、我儿子一代又一代投身军旅、献身国防的热血男儿，才换来了中华大地家国安宁。近日一部反映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金刚川》上映，当电影将要结束时，《英雄赞歌》旋律缓缓响起，我想起了我那未曾谋面的伯父、想起已经病故的父亲，兄弟俩曾经参加过的抗美援朝战争，和无数中华优秀儿女一起，为祖国的和平和安宁而战，我情不自禁泪流满面。

“烈士们的功绩彪炳千秋，烈士们的英名万古流芳……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仍在耳畔回响。

（写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