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人来讲，无论年龄大小、身处何地，农历春节是一年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外出的游子会千里迢迢赶回家乡与家人团聚，常驻本土的人们会清污除垢、置办年货为辞旧迎新做各种准备。

但这是大人们的事，对于小孩子来讲，穿新衣、放鞭炮、吃好的、收压岁钱、尽情玩乐才是最重要的。其中，拜年，是春节期间必不可少的一项内容，尤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方农村地区。

那时候的拜年，不同于现在的打个电话或发个微信，向长辈或至亲说声“过年好！”而是在大年初一早上呼朋引伴地组织几个小伙伴，从村东头到村西头、从沟底到梁上，地毯式地挨家挨户将全村各家各户拜个遍。

那时候的拜年，“主角”仅限于七到十二岁的小伙伴。年龄太小的孩子，由于拜年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大年初一凌晨五六点钟，天还是一片漆黑，尽管各家各户都在院落里、大门口挂起了灯笼，但农村地区多为山区，山山洼洼、沟梁峁岔，村里路况复杂，基于安全考虑，大人们是不放心一个小屁孩冒这个险的。年龄太大的孩子，特别是过了十二周岁生日的孩子，自我感觉已经不是小孩了，便抹不下面子再东家进、西家出地跟着一帮小屁孩出去拜年了。偶有个别“超龄”的小伙伴因为还舍不得或不甘心放下或错过这份难得的一年一度的“活计”，会再忝着脸拜上一两年，但进入人家家里时，已不再象孩提时那样昂首挺胸、理直气壮，而是躲在一起拜年的小伙伴身后滥竽充数，浑水摸鱼。

那时候的拜年，从实用性来讲，对小伙伴们其实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因为各家各户散发的“年礼”多为村民平常抽的价值一盒一毛五的“晨鹤”牌香烟，而且每人只发一支。后来随着村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年礼”也水涨船高，有所升级，但也就是价值一盒一块二毛钱的不戴嘴的黄“公主”牌香烟。也有个别村民发一个糖块或一个白面炸出来的形似麻花的“油锅子”。若是大人看到来拜年的小孩中有自家沾亲带故的，还会给一个带两个枣子的白面“卷卷”，或者一把花生或瓜子或一个苹果什么的。当然，压岁钱顺便也就给了，并再三嘱咐：把钱装好，别弄丢了！

那时候的压岁钱，“标准”远没有现在高，关系远一点的，给个一毛两毛，比如堂伯堂叔；关系近一点的，给个五毛一块，比如爷爷奶奶。在我的记忆里，我爷爷奶奶给我的压岁钱，是从两毛钱开始的，之后，逐渐提高，至我结婚前，“涨”到了十块钱，这是最高记录。

那时候，小伙伴们拜年，不懂得分类，盛放“年礼”的工具，就是自己的书包，于是，香烟、糖块、花生、瓜子、卷卷……所有东西一股脑儿进了这个“百宝箱”，加上沟里下、梁里上，几经奔波，最后到家时，书包里是各种的杂烩，有的香烟的烟丝颠了出来，成了半支，颠出来的烟丝又粘在了卷卷上，真是一片狼藉、惨不忍睹。大人们则一边心疼地抚摸着孩子冻得通红的手和脸，一边拍打着孩子满身的尘土，同时还伴着几句埋怨和责骂声。尽管拜得的“年礼”对小伙伴们没有多少实用性，但小伙伴们则不管这些，他们享受的是拜年时呼朋引伴、东走西窜的乐趣，仍然乐此不疲、兴趣盎然。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年轻人大多带着孩子搬离了山区农村，常驻村里的多为老年人。即使年轻人过年时返回家乡与家人团聚，但一者这种返乡过年属于“做客式”返乡，在家乡待不了几天，二者孩子们常年在外，对村里已日渐生疏，对“拜年”所知甚少，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这项传统活动自然而然就濒临消亡。

我有幸生在那个年代，现在回味起当年的“拜年”来，仍是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