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吟泠

2016年3月14日，经宁夏作协推荐，年过半百的我有幸到鲁迅文学院，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深造学习。之所以记得如此清晰，乃是因为3月13号那天，家人因某个遗留案子，刚从城关派出所取保候审出来。也就是说，假如那年那月那天，他没有解除羁押，也许我心心念念的鲁院梦就要流产了——我很可能在留守派出所之侧与赴京学习之间，不假思索地选择前者。因此，冥冥之中，总觉得上苍对痴迷文学的我，是眷顾有加的。14号飞首都机场，打车到位于朝阳区芍药居对面的鲁院，正是玉兰花开的时节。那是年过半百的我第一次独自出远门，第一次见到瓣大如瓢的玉兰花。正是在京都那个多风的季节，我遇到了来自山西吕梁离石区的青年作家李心丽。

山西平遥是母亲的故乡，不知是否因为籍贯地域的原因，在全班五十四名学员中，对心丽格外多了一层关注。每次看到她，总是不经意地想象着母亲年轻时，是否就是眼前这个山西女人的样子：端正平常的五官，不好不坏的皮肤，和气应人的待人方式，以及那种遮掩不住、一眼可见的令人安心的善意——这对仍处于惶惶不安中的我而言，是弥足珍贵的。就像水土风物一样，我们几个来自北方的女生，自然而然会“北方”一些，虽然各自肉身上覆盖着自我保护的薄膜，在日常交往中保持着小心翼翼的社交距离。在学习之余那些自由闲暇的时日，心丽会建议、组织大家外出游玩，我们一起去了香山、天津、颐和园，不经意间，心丽就得了个“团长”的美誉——是旅行团团长的意思。去香山那天，正是家人案子开庭的日子，我佯装起来的云淡风轻与淡定如常，如今回想起来，连自己都觉得有老戏骨的风范。本来心丽还计划组织我们到承德避暑山庄看看，因为开庭后那桩案子的悬而未决，我实在无心出游，承德之行便不了了之。如果当时打起精神去，大家也就去了。毕竟，就算真的案子尘埃落定，该面对的都无法逃避。到了一定年纪，好像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坎了。被搁浅了的承德之行，似乎要算做我鲁院生活的一个小小的遗憾。

心丽为人处事稳稳妥妥，大度包容、低调且不张扬，像那些古意幽幽的宋元青绿山水画，有着令人松弛的气息，好似刚刚做了一番推拿。在一些清简的闲谈中，得知她供职于离石区文联，家人也是公干，有两个女儿，仿佛就此也曾开起攀个亲家这样的笑话。这几乎就是我对心丽个人情况的一点了解。对于来自天南地北的同学们的来历，我几乎都是模糊不清的，每天课余，都是与家人连线，彼此安慰鼓励，共度难关，承担着我们命中注定的重负。别人的鲁院生活是为了圆一个梦，我的鲁院生活在圆一个梦而外，还有着一层避难的意思，我在鲁院的那一百多天，有着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地隐藏在衣衫下的不安与喘息。因而，来自心丽的这种推拿之后的那种松弛感，在人海茫茫的京都以及淡淡之交的同学之间，尤其令我怀念。

心丽的小说，频频见诸刊物，时有获奖，让远隔千里之外的我为她鼓掌欣喜。写作之余，她还编剧，她编剧的微电影、电影，亦时时见诸各媒体自媒体，她创作的持续性与多样性，以及勇于尝试与挑战自我的探索精神，令我感佩。我以专注于小说为借口，而逃避了诸多题材的尝试，事实上即便连自己最钟爱的小说，也是以工作繁忙、日渐年长以及阅读比写作更为重要等等堂而皇之的挡箭牌为借口，以打酱油的态度藕断丝连地写一点，聊以自慰。相比之下，她的勤勉与持续，以及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就很让人心生敬意。心丽的小说以往看过一些，多半系女性题材、女性视角，表达的是对女性自身的诸多回望、关照与反省。从她笔下，可以看到诸多女人的面孔、性情、心灵以及精神世界。她的短篇有着精心构思后的那种精致感。

鲁院一别，忽而五载。在“鲁29花月春风”的小群里，与东北常君、内蒙古李樱桃、贵州张麟、安徽沙玉蓉、北京古筝、陕西徐祯霞，时疏时密，互动交流，互致安康，应和着物候节气，感受着岁月如流，也觉得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好。近日收到心丽寄来的长篇《命运的魔方》，见字如面，读后有一些感想，就当与心丽在纸上做一番长谈。

小说写了20世纪末山西某地农民桑来福一家七口，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奋斗，最终过上了安康生活的故事，俨然是很多普通人家为美好生活努力打拼的映射。之所以开篇就让我有感，是因与小说主人公的家庭，与我的家庭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我恰好也有姐妹五人。因为我家女儿太多，小时候，我也差一点就与邻居家跟我错前错后出生的那个男孩互换了，而我后来读完博士，成为大学教授的妹妹，差一点就白白送给别的人家。所以，对男主人桑来福用第五个女儿与外村人交换了对方的第五个儿子这些章节，格外有感且触动。这个血缘上有着秘密的寻常人家，像许多勤勉本分的人们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一点点赚着光阴，过上好日子就是他们最大的梦想。父母对这个从天而降的外来者，视同己出。其他四个女孩，受父母影响，也出于天然的善念，对这个男孩呵护有加。在这个艰苦奋斗的家庭背后，是计划生育、包产到户、市场经济、房改、教育改革等伴随了两代国民的生存背景与时代浪潮。这是这个长篇令我有感的第二个层面，我即是与那个时代同框的见证者，对那个年代的发展脉络、历史阶段有着切肤之感。这户人家那种富于忍耐的朴实品质、植根于本性中与生俱来的善良，思想观念的转折变化，以及和衷共济的血肉亲情，像一幅画卷，一一陈列于眼前，波澜不惊，却令人动容。这样的感觉，源于心丽质朴无华的文笔，没有额外与刻意的雕琢与修饰，朴素得甚至让人有一层淡淡的伤感。对于长篇，点、线、面都是必不可缺的元素，点是桑梁两家易子而养，时间是一条必然的主线，面是桑家七口人互助守望、共同奋斗的过程。这是《命运的魔方》大致框架，对一家七口人的“雨露均沾”，可看出心丽对她笔下人物倾注的感情与耐心，也可看出她在表达上的节制与简繁相续。在阅读过程中，更多时候，我会将它当做故事化了的长篇幅的纪实采访去看，这既基于小说的真实感，也基于某些篇章的社会调查色彩与新闻性，当然这也即是我对这个长篇持有的一点遗憾——作者的确是还原了一张全家福的“照片”，而我对此的期待会超越一张照片的局限性。解读或摄影式的写实，不论对长篇还是短篇而言，多少都会产生某种伤害。其实文学更使人着迷之处，也许恰恰就在于虚实相应的“虚”的那一部分。如果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那么心丽《命运的魔方》，是与生活保持着平行线在前行。在这一点上，在这个文学批评日渐互粉的年代，我无意违心，只把赞美诗写给心丽，这其实也是对自己、对心丽的写作，抱有更高期望与期待的意思。其次，在血脉亲情的描写中，在一些关键的节点，作者没有深入下去，浅尝辄止，同样也留下到喉不到哽的遗憾。比如桑果对桑树的小小嫉妒与不满，比如交换出去的梁小鱼与桑树的短暂交集，比如桑树与生母昙花一现似的久别重逢等，在这些亲情的细微之处与微妙之处，似乎更需要细节的支撑而不是匆匆一笔带过。另外，作家对一家人“平均主义”的刻画、描写，使读者对他们的印象同样是“平均主义”的，没有对其中哪一位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记。我觉得，小说中的主人公形象，应该有类似霍桑的《红字》般的那种鲜明的印记。在这点上，除了被抱养来的男孩桑树，心丽笔下其他人物的性格，有趋同性而少个性，因此他们留给我的印象，也是模糊的，我觉得他们的面孔与表情，其实可以更丰富生动一些。

“弹性”“延伸性”“饱和度”“质感”“不确定性”“欣赏性”“空间感”“时间感”……在我眼中，无论长篇还是短篇，无疑都是文字的器皿。我习惯了像欣赏一尊器皿一样欣赏各种文本。以上种种，既是对我自己，也是对心丽写作的更高期望，因为，就心丽而言，在这些方面，她是有更多可能的。这是我对心丽，也是对自己的期待与祝福。毕竟，就写作而言，我相信我们都是一个长期主义者，因为时间才是最好的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