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昌是“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早期青年运动卓越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优秀的高级党务工作者，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奔走南北，经历丰富，独立工作能力强，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中最年轻有为精通多种领导工作的英才。”他不仅是早期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卓越的领导人，而且是军队、军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创始和奠基人之一。曾参与组织领导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平江起义、百色起义、广州起义、完县农民暴动、平定兵变、汾阳永安兵变，也曾担任红五军政委、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中央军区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形成了自己的一些军事思想。

一、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

武装暴动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土地革命时期形成的关于武装夺取政权的一种策略。在革命高潮到来时，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进行土地革命的最有力工具。贺昌历来注重武装革命，早在安源萍矿工人索饷风潮时，为了严防敌人捣乱，贺昌组织俱乐部1500名工人纠察队维持安源秩序。多次与萍矿总局进行谈判。萍矿总局迫于工人的压力，终于将欠饷夹饷发清。萍矿夹饷欠饷发给工人后，株萍铁路工人的年终夹饷也全部发清。萍矿索饷风潮后，贺昌撰写了《萍矿工人的奋斗》一文，发表在1925年4月19日《向导》第11期。文章记录了萍矿工人的悲惨状况，用大量的事实揭露资本家萍矿工头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罪恶，奉告安源矿工：“要认清自己的痛苦，是日本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恩赐；在目前只有巩固自己阶级的团结，参加民族解放运动，才不至生命危于旦夕！” 1927年3月21日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前，贺昌所在的宣委协助党组织选拔优秀青年工人和学生进行秘密训练，组成纠察基干队伍和自卫团，使得起义能顺利进行，并身临第一线，指挥纠察基干队伍，同敌人拼杀。激战2天1夜30个小时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了全胜。

五卅惨案发生后，贺昌撰写了《五卅时的上海》，发表于1929年5月《红旗》周刊15期，贺昌明确指出：“要驱逐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必须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政权一天不在工农手里，帝国主义的势力是一天不会从中国滚蛋出去的。”明确提出了用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南昌起义时，贺昌是三人前敌军委成员，参加了起义，起义部队转移南下被打散后，同志中的情绪低落。贺昌在思考南昌起义的时候，看到这种低落的革命士气，心里非常焦急，提笔撰写了《现在的环境与我们的出路》一文，发表在10月30日出版的广东省委的机关刊物《红旗周刊》上。文章指出：“这次的退却，使我们在军事上受了暂时的挫折，但是革命的高潮，并不会因此而低落下去，反而高涨到极高度，现在正是由零碎的武装暴动进而到夺取政权的斗争了。”要同志们正确认识南昌起义的失败是暂时的。文章还论述了革命军队与工农斗争的关系，指出“工农群众的英勇斗争，是革命胜利的基础。革命军队只不过是工农斗争的助手。专靠军队而松懈工农的斗争，是一种错误。”用富有激情的语言，号召人们：“起来！继续以前英勇的斗争。屠杀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用工农武装暴动的力量捣毁封建势力的基础，建立工农兵代表大会，一切政权握在工农兵手里。要敌人们在我们面前发抖！这就是我们的出路！胜利已摆在我们面前了！”

在担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贺昌撰写了《怎样做一个党的新的工作员》发表在1929年6月13日广东省委机关刊物《学习》半月刊第4期，他指出：“现在党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是争取广大的群众，组织他们、教育他们、领导他们起来斗争，团聚他们到党的政治影响之下，准备武装暴动的力量。”8月1日贺昌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的《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与我们在八一中的任务》中指出：“在国际赤色日的运动中，要与纪念八一南昌暴动联系在一起，并且要联系拥护中国红军的运动。现有的红军是由南昌暴动和各地土地革命斗争中生长出来的，亦是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工农武装。”期间，与邓小平一起策划了百色起义。在担任顺直省委书记和北方局书记期间，贺昌多次主持召开省委和北方局常委会议，明确指出：“目前根据敌人力量，应加紧组织唐山、平、津三大城市兵暴。现平津军中已有组织，唐山士兵也很动摇。提议为组织兵暴，成立兵暴的特别委员会。”还在《北方红旗》发表社论，指出：“组织群众政治罢工，是我们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准备政治的总同盟罢工以至于武装暴动的最重要的武器。是现时共产党策略任务中的最基本的和特著的一点。”北方局指示完县中心县委、山西特委，组织了农民和军士暴动，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完县五里岗农民暴动与1930年8月14日举行，17日成立了红二十二军，夺取县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五里岗农民暴动，打击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它是北方局领导的华北地区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在反动统治比较稳固的华北地区，它像黑夜点燃的一把火炬，照亮了千百万农民前进的方向，看到了自己解放的道路：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以武装的革命推翻武装的反革命，才能获得解放。1930年10月，北方局决定改山西特委为山西省委，10月15日派刘天章担任省委书记。山西省委成立后，贺昌即指示刘天章：要发动群众利用蒋、阎、冯混战和阎、冯战败后的形势，积极稳妥地发展党组织，开展兵运工作和土地革命。刘天章根据北方局书记贺昌的指示，把开展工农武装斗争列为省委的中心任务，经考察决定在吕梁山中段建立一支由省委直接领导的工农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吕梁山苏区。并与陕北特委商定，由双方共同筹建晋西工农武装。山西省委选调拓克宽、杨重远、周维仁等人，陕北特委调阎红彦、白锡林等人来吕梁山区，在汾阳、离石、孝义一带开始工农武装的具体筹建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筹建，于1931年5月在孝义与中阳县交界的楼底村正式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不久，驻汾阳永安镇敌军一个排经发动进行了兵变，参加了游击队。晋西游击队转战晋西，在敌人重兵围剿下，转移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成为西北红军的一支重要力量。贺昌离开太原后，平定兵变取得成功，总共拉出近2000人，成立了红二十四军，谷雄一、赫光等率领这支部队转战到河北省阜平县，成立了北方第一个红色政权——阜平县苏维埃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