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妈妈今年83岁，在临县粮食局宿舍居住56年了。那是1966年夏天，爸爸从青海回来工作后，单位就给分了宿舍。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家里增添了我们姊妹五个，全家7口人共同住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瓦房宿舍里，也不觉得有多挤。那会儿的住房，压根就没有厨房、客厅、卧室、卫生间的概念，家的布局就是炕、灶火和脚地，家中所有的活动都在这2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

灶火是用来做饭的地方。

脚地就是回了家临时停靠或吃饭的地方。

炕最重要，躺在上面它就是睡觉休息地方，坐在炕棱上它就是邻居们串门聊天的接待室，家里来了亲戚、客人，炕上放个炕桌，它就变成了招待客人的地方。

我们的大院子起初有30多户，家家户户都差不多，感觉生活的样子就是这样的，谁也没觉得多苦。

到70年代末，县粮食局对家属院陆陆续续进行了扩建，拆了瓦房，修了5排窑洞，修好后，每家分配了一孔半窑洞,住宿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父母购置了一些新的家当如大衣柜、平柜、沙发等新式家具，鼓风机、电视等家电也陆陆续续走进家中，再加上原有的一台老式缝纫机，就构成了那会儿我家的样子，到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家里所有的物件中，唯有这台缝纫机是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陪伴着我们，它为家庭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和母亲有着很深的情缘。

如今母亲已经年迈，再也踏不动缝纫机了，但是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已经深深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闭目怀远，还能看见孤灯下母亲正在为小时候的我们缝补衣衫的场景。

爸爸是解放前参加的革命工作，解放太原后，随军进大西北平叛，后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粮食局当科长。

从战火纷飞中安定下来，成家便成了要紧事，大西北地域辽阔，人烟荒凉，没多少姑娘，父亲便把目光转向老家临县，经媒人介绍，看着母亲人合适、门户对，便很快定了亲事。

1956年两人举行简单的婚礼，父亲就带母亲到了青海玉树。母亲在那里参加了卫校职业短期培训，分配到区医院当护士。在缺医少药的藏区，母亲经常骑上马行走几天在草原上，到牧区巡诊，上门送医送药在当地是极受欢迎的。

到了1962年，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供给困难，政府号召公职人员到农村去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母亲也被列入压缩人员，政府补偿了300元，她就买了台缝纫机，从此与这台缝纫机结了缘。

缝纫机是1958年产的“上海标准”牌，当时在玉树州也没有几台。1963年妈妈从青海玉树回山西临县探亲，想把缝纫机带回内地，到了西宁火车站，却告知不让带，说全国都在支援西北，物资只能从内地流向边疆，不能从边疆向内地运。妈妈说我是下放人员，要回内地，火车站说，那得开个证明书。妈妈就径直跑去和青海省政府的管理人员说明情况，那会的工作人员特别纯朴好说话，现场查了资料后，便出了证明书，火车站这才同意了，加了20元运费运回内地。

母亲带着缝纫机在介休市下火车后，又坐了大卡车，才回到临县。运回来后，先放在临泉镇田家沟村二姨家，妈妈当时候的打算是，假如我们家不从青海回来，缝纫机就给了二姨。后来我爸爸因高原反应，得了高血压，便于1966年调动工作，从青海回了临县，缝纫机便搬回了粮食局宿舍。

缝纫机主要是用来缝制缝补衣服的，在那个年代，交通闭塞，物质匮乏，全国上下的衣服从布料、颜色、款式方面都差不多，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家里兄弟多的人更是大的穿了小的穿，补了一次又一次，制作衣服、缝补衣服，缝纫机就派上了大用场。

那会，城里家户有缝纫机的也是寥寥无几，母亲是没有经师学艺的，从设计到裁剪然后缝制，全凭她自己琢磨、比划，反复实践，没多久便成了院子里缝纫好把式，院子里的好多衣服都出自她的手，缝纫机也是白天晚上连轴转，在众人的翘首期盼中，一块块布料经她的手变成了一件件崭新的衣服。

那时母亲作为市民，也要参加生产劳动，街道组织到南河滩担土垫盐碱地，晚上回来还要在煤油灯下做子女们的衣、鞋、袜等生活用品，如农村妇女一般操劳。那会儿人们全身上下里外的衣物，全靠缝纫机缝制修补，以前连穿的袜子都是缝纫机纳底，用布缝在上面，像个布靴子，为了结实。

而每年腊月则是妈妈最繁忙的时候，听妈妈说，那会大家是穷了些，但好多家家庭都会想办法在春节前让孩子们穿上新衣服。穿新衣服，吃年夜饭、是小孩们一年的中最持久最浓烈的念想。年夜饭是老三样，浑酒、油糕和土豆丝、粉条、海带、绿豆芽、烧豆腐混制而成的“家常凉菜”。我们妈妈那辈姊妹兄弟7个，再下来，他们每家少的也是4个小孩，多的有9个孩子，其它姨姨舅舅家送的衣料早，进腊月前，就缝好了孩子们过年穿的新衣服，只有榆林姨姨家由于村里分红兑现迟，分到红（钱）才到供销社买布料，过来腊月二十后才将布料送来，年年如此，妈妈很无奈，只有把其他活放一边，通宵达旦缝制赶过年，别人家是赶集会、置年货，迎接新年，我们听到的是缝纫机“嘀嗒”不断的工作声音。我的五弟如今回忆起来，说那会儿晚上睡觉时，几乎每天听到的都是缝纫机嗒嗒嗒的声音。

缝纫机在城里家户是不多见的，在农村更是奢侈品，一直到1974年，在供销社工作的四叔家里才有条件购置了缝纫机，四婶成了农村难得的裁缝，加上她人缘好，在村里极受欢迎。

在60年代，流行“谁给海昌兰一身，我就和谁结婚”，是当时婚姻中的时尚要求。姑娘、媳妇穿戴在大街上泾渭分明，媳妇们是卷髻，衣着较为新鲜，姑娘们虽然扎着长辫，青春尽示，但在尚美的年华，穿着花布上衣的小姑娘也难见，大部分穿衣都是补丁纳补丁。姑娘只有出嫁后才能穿上夫家送的新衣服，那时讲究几身衣服作为聘礼的。

从手工缝制，到缝纫机制作，再发展到现在制衣商品化、规模化，衣服穿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原来凭票一年供应1丈8尺布，人人衣服只有补着穿，而现在到大商场随意购买，穿旧了也不会有人去补了再穿，直接换新的，偶尔缭个裤边也跑到棉百店给师傅一扔就解决了，家里的老缝纫机早已下岗。

一台缝纫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辅助我们一家度过了艰苦的岁月，见证了我们兄弟姐妹的成长史，见证了我们这个家庭的变迁史，也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史。如今，这台60岁的缝纫机，静静地摆在那里，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然而，我每次不经意看到她，仿佛都能听到她在向我们讲述着那些过去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