驴背架也叫驴驮架，就是在马、骡、驴身上架设的一种安放货物的木架子，专用来稳定和增加驴马骡背上驮运的货物，多用于在山区道路上运送货物。晋陕一带因毛驴喂养成本低，又温顺灵活耐力强，所以习惯使用毛驴从事运输。历史上很著名的蜀道和云贵高原上的“马帮”，其往来贸易也是借助这种工具进行的。这种装载方式，因装卸方便，不怕路途颠簸， 所以为山道畜力运输所普遍采用。这也是古代军队军需物资运输的一种重要模式。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战争打的就是后勤。它直接关系到军队的生存，战役的成败，关系着沙场将士的生死存亡。晋绥边区的驴背架，尤其是赶驴民工，曾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支前行动中，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

驴驮架的每组人驴组合，相当于今天的一辆农运车，但在驮货量上不及农运车的十分之一，因此每一次战役运输，对畜力和人力的需求和动员量是非常巨大的，为此解放区群众不惜献出了自己赖以生存的驴马骡牛等牲口乃至自己的生命。

在那个经济落后、物资匮乏的年代，对于贫困落后的吕梁山区农村家庭来说，养一头驴是不容易的，它是一个家庭春耕秋收的重要依靠力量，一旦捐出去，就等于春耕秋收指望不上畜力了，巨大的劳动量全部都要压到家里的老人妇女身上。所以解放区民众的牺牲奉献是全方位的。

毛驴运输队行走的大多是崎岖山路，到了冬天雪后，更是险情不断。尤其是在解放战争初期的保卫延安战役期间，敌人为了切断交通运输线，飞机轰炸，枪炮阻击，山高路险，驴马运输队更是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命令，指挥23万大军，疯狂向陕北进攻，侵占了革命圣地延安。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后勤机关主动撤离延安，转移到山西临县。彭德怀则率领西北野战军，以运动战转战陕北，灵活机动歼灭进犯之敌。

陕北地区自然条件差，粮食产量低，我军吃粮成了大问题，有的连队开始挖野菜剥树皮来充饥。在这种危急情况下，一河（黄河）之隔的晋绥边区所筹公粮，急需运送到陕北，以解燃眉之急。

为了解决陕北和晋绥军民吃粮问题，限令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将吕梁山区两个地方兵站的100 多万斤公粮，全部集中运送到黄河对岸的陕北佳县和晋绥边区的临县碛口。再到后来运粮范围更是跨越到了太行山区的沁源、安泽等县。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必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按时完成任务。参加运送军粮的民工，经常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民工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敌机扔炸弹，白天黑夜战斗在吕梁山、太行山区和黄河岸边。此次运输由于数量巨大，路线又绵延千里，所以临县、离石、方山等县民工和牲口调用数量是非常惊人的，其中临县参加的民工人数和毛驴头数更是超出其它县两倍之多。据记载，仅1947年的榆林作战，临县一个县就动员人畜力达到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占到32万人次。据廖汉生后来回忆：“为了运这些粮食，晋西北的毛驴都不知累死了多少”！

这年冬天天气奇寒，又接连下了两场鹅毛大雪，许多民工手足都起了冻疮。再加山道崎岖，雪大路滑，运输非常艰难。可是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英雄好汉，民工们一路行进一路还编唱秧歌小调鼓舞士气：

十冬腊月下大雪，

天气寒冷心里热。

为了前方打胜仗，

哪怕冻得掉了脚……

（绣荷包）小调：

妇女们做军鞋，

男人们来支前。

离别了亲人，

运粮呀在“三川”。

此次运粮必经一座大山——方山县赤坚岭，因山高坡陡，积雪很深，人畜上到山顶再累都不敢歇息，如若一停歇，就有可能再也站不起来。临县民工中队的林队长赶着土改时给他分到的一头毛驴，从静乐娄烦粮库装粮起运，别人的毛驴只驮100多斤，他的要驮200斤以上，他说：“翻身不忘共产党，运粮多装感谢党”。由于驮量过重，山高路滑，在翻越赤坚岭时，他连人带驴跌下山崖，毛驴被摔死，他也头部受伤。但他只在附近农家将伤口养好后，便又拿起一根柳木扁担继续挑运军粮。

这次为时9个月，运送粮食100万斤的调运，不但解决了转战陕北的十几万野战大军的燃眉之急，而且确保了移驻临县的中央后委及党中央和军委机关、后勤部队、通讯部队、兵工厂职工、军政人员家属以及马匹用粮（料），对保卫延安，收复失地，巩固革命成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绥人民为革命胜利做出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