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寨中
孙嘉淦入仕后，主要从事政治活动，是颇负众望的三朝元老，历任安徽、顺天、直隶学政四年，国子监司业、祭酒七年，江西、顺天、江南乡试主考官和殿试阅卷官九次，晚年又历翰林院掌院学士，考录学子成千上万，是朝廷罕有的博学多才、桃李满天下的硕儒。
同时，孙嘉淦又是一名显宦，他屡宦刑、吏、工三部尚书，直隶、湖广总督，是灿若星辰的封疆大吏。他任直隶总督时，于保定督府后堂写下“居官八约”匾： “事君笃而不显，与人共而不骄，势避其所争，功藏于无名，事止于能去，言删其无用，以守独避人，以清费廉取”。短短42个字，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概括了孙嘉淦为官做人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显古法之精要，育后人以励志。
孙嘉淦一生勤学，经研六经，著述甚丰，仅流传下来的理学著述就有百万余言，其所述又不拘泥于前人成说，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仅理学经解类就有《南华通》七卷，《春秋义》十五卷，《诗经补注》二十卷，《易经解》十卷。其中，《诗经补注》和《易经解》由乾隆皇帝亲自裁定，书名分别冠以《御纂诗义折中》《御纂周易述义》。
据《清实录》（高宗实录）第三卷载：“乾隆十六年七月二日，内阁奉上谕曰：‘尚书孙嘉淦以所著《诗经补注》间日进览，于兴观群怨之旨颇有发明，朕亦时折其中。从此荟萃成编，足备葩经一解。孙嘉淦请开馆纂修，朕以为无事更张。’”乾隆帝还在《御纂诗义折中》的序言中说：“辛未（1751年）秋间，与尚书孙嘉淦论及诸经，其所见平实近理，因先从事毛诗，授以大指，唯义之适。视事余功，亲为厘定，以备葩经一解。”孙嘉淦在临终时给皇帝的遗疏中也说：“所有《诗义折中》大半经御笔增损皆完善。其有蒙指示改正之处，臣等亦一一酌定，现在缮写正本进呈，此书已属告竣。《易经解》除进呈二十四卦之外，亦有拟就稿本，将次卒业。但不得终受皇上之训诲，不无遗憾。”
《春秋义》是孙嘉淦在翰林院时，于雍正三年冬，根据孔子编修的编年体史书《春秋》所著。因《春秋》是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公元前四八一年，纪列国之事，明一代之礼，立万世之防，是历代儒家崇奉之经典。书中“乃阙其事而不详，隐其义而不著，以待后人之射覆乎”，故而，孙嘉淦花费了较长时间来经研。他自束发读此，心窃疑之。“因尽去诸传，手录经文，沉潜反复，亦已有年，而后乃今，若有所见矣。”历代诸儒各抒己见，各说其词，莫衷一是。孙嘉淦在研求《春秋》时，尽去各种传注，只录原文，反复吟诵，闭目冥思，终“寻其起止，通其脉络，”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
孙嘉淦在《春秋义》自序中写道：自己“故不揣固陋，为之注释，义不尽用诸儒，事不尽用诸传，即经以考事，事以见义，使天下后世晓然知经本甚明，无借于传。”他提醒后人“于凡例褒贬之外，别有以得圣人之用心，而一代之礼与万世之防，自玩索而有得焉矣。”认为《春秋》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是万世不易之大法。他在老年之时，认为自己于《春秋》本旨未能尽悉，自觉其失，旋毁其版。所幸时任山西巡抚刘于义有一采进本，得以保存，现收藏于山西省图书馆。
《南华通》是孙嘉淦解释庄子《南华》的一本书。因庄子文章词组成篇的无系统性、流变性，非常难读，所以人们认为“南华之文天下之至奇也，来不知所自来，去不知所自去，忽而如此，倏而如彼，使人不得其归。”孙嘉淦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在自序中说南华之文好似“把柄在手，纵横自如。由是于其中间起之伏之，顿之挫之，分之合之，断之续之，离奇出没而其脉不乱，旁搜远引而其意不杂。来去既定，于其中间复不杂乱。夫而后其所作之书，一部如一篇也，一篇如一章也。不宁惟是，夫且一篇如一句也。”
“凡其所作，皆确有原委，又确有次第，增之损之而不能，颠之倒之而不可。指马之百体非马，而马立乎前者，骨虽各具，而筋实相连，一气贯之，无歉无余也。一篇如一章者，来确有其自来，去确有其自去，前瞻后顾，起呼末应，有如循环，首尾无端也。一篇如一句者，彼虽洋洋骊骊，有此数百千言以至万言，实止为其胸中郁结不能自秘之一语，如龙戏珠，一时江翻海涌，雾集云兴。”他对庄子《南华》之文一一作了注释，共分七卷，即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对后人研究庄子起了抛砖引玉之效，实乃佳作。
自古解释《诗经》者众多，自小序而下，笺疏传注，各名其家，各说其是，难辩纠纷，几如聚讼。孙嘉淦也对《诗经》加以解释，写下了《诗经补注》一书，共二十卷，约十余万字，并在乾隆十六年秋，将此书恭呈乾隆帝御览。乾隆帝喜好《诗经》，曾潜心“肄业于此，流连讽咏。而考之昔人成说，往往拘牵扞格，不能相通。”皇上御览孙嘉淦书稿后，“豁然心有所得”，兴之所来，便把孙嘉淦召来，一起讨论《诗经》，说：“臣所见平实近理，义理相通”。
孙嘉淦曾在上书房当过乾隆的师傅，在教授《周易》的同时，亦为皇上讲解过《毛诗》，授以大旨，乾隆深得要义。于是，他陈请：“皇上疏次其义。凡旧说可从者从之，当更正者正之。一无成心，唯义之适。”乾隆帝十分爽快地答应说：“视事余功，亲为厘定，以备葩经之一解。”直至乾隆二十年（1755）初，皇上才将此书“厘定”完成。而此时孙嘉淦已去世二年。
尔后，皇上又让傅恒、汪由敦修改书稿。“编既竣，在馆诸臣以序请”。傅、汪修改完成后，恭请乾隆帝写了序言。乾隆帝根据皇祖康熙《御纂周易折中》之名，将孙嘉淦的《诗经补注》改名为《御纂诗义折中》，又请清代著名刻书馆宝兴堂刊刻官刻版式，共二十卷一函六册，竹纸线装，白口单尾，半框九行，每行二十字。四周单边，开本24点5厘米，宽15点3厘米，版框18厘米，宽14厘米，亦甚宏宽，函品俱佳，字体刊刻颇为精整。点划精绝，笔划清晰，大字如钱，墨色黝黑，力透纸背，为历代研究诗“意”“志”辩之集大成之作，其文献价值与康熙《御纂周易折中》可比肩而视，被收入《四库全书》。
孙嘉淦毕生研究《周易》，颇有心得。乾隆十八年初，皇上命他从事易传象爻，他用十个月时间，写出了《周易述义》十卷，分别为卦爻、彖传、象传上、象传下、系辞上传、系辞下传、文言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即将竣告之时，疮病复发，不久与世长辞。乾隆得接到孙嘉淦长子孙孝愉进呈的遗本后，十分悲痛，对近臣曰：“朝中少一正人矣！”叹息良久，便对内务府使臣言道：“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孙嘉淦，老成端谨，学问渊醇，宣力有年，勤劳懋著。前因患病，即遣太医调治，并命皇子往视，尚冀速痊。今闻溘逝，深为轸悼。著派散秩大臣一员，侍卫十员，往奠茶酒。赏给银一千两，办理丧务。所有应得恤典，该部察例俱奏。钦此。”
皇上一方面怀念老臣，另一方面珍惜孙嘉淦未完之书《周易述义》，便组织了二十人的续编、誊录、提调、校对班子，由内阁重臣傅恒、来保、汪由敦、纳延泰、刘纶、觉罗巴延三等人统领，继续编纂。终于乾隆帝二十年夏竣工，皇上又亲自作序，付梓此书。
孙嘉淦还有一些对理学的讲解著述，但在晚年，他用一把火将其全部烧毁。原因是怕自己吃不准，“误解圣贤，”以讹传讹。由此可见，他的治学态度是多么严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