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晋陕黄河的千里航道上，艄公的地位极其独特。他们是船上的舵手，是领航人，是船工中的“把头”，船队的指挥。尤其是在险要的碛口黄河行船，艄公的作用更显特殊。

承担长途运输任务的船只很少撂“单蹦儿”。当船队行驶在波浪翻滚的河道上时，艄公凭着一双肉眼，能将河道水深水浅、水下有无暗礁看得一清二楚。特别是当船队要闯过险碛时，艄公指挥着船只穿行在曲折的河道上，总是能让船只转危为安。有了艄公，船工遇险不慌，临危不惧。艄公之于船队，好比将军之于战局一般举足轻重。有的地方，将“艄公”干脆称为“老艄”，并非因其年纪老迈，而是因他们水上劳作经验丰富而老道。

在水旱码头碛口及其周边，历史上曾有好几位名声显赫的老艄公，如高老艄，李老艄，再如丁老艄。

高老艄，本名高恩才，高家塔人。高家塔位于碛口西北二十里路处，黄河水流经高家塔时，紧傍一段砂石坡岸，形成一个天然渡口，这里自古出船家。高恩才生于1922年，从十五岁起就随父辈搏击在黄河浪涛间。他从驾驭各种筏子开始，到驾驭大小船只，从一般船工到船队“大把”(即艄公)，在从包头到碛口的千里河道上不知跑了多少遭。他熟悉河道如同熟悉自家院落，高老艄以丰富的水上劳作经验被人尊称“高大师”。

再说李老艄，本名李步良，别号李乐子。李步良五岁时，父亲葬身于黄河波涛之中，母亲改嫁，他本人寄居在高家塔外祖父家。李步良的外祖父就是个远近闻名的老艄公。李步良从小就跟着外祖父颠簸在晋陕峡谷的波峰浪谷间，几年下来，谙熟了水性，谙熟了河道，也谙熟了各样船上营生，如摇桨、撑竿、掌舵、放缆，当然也谙熟了各种行业规则。李步良十几岁从普通船工做起，很快成长为一名技术精湛的老艄。有人说他一眼能看清五十里内的河道水势。1948年，毛泽东率前委机关由陕北东迁西柏坡，渡黄河时就是请李步良掌的舵。

还有丁老艄，本名丁振金，原籍河西丁家湾村，十五岁时随父辈来到碛口。丁振金家祖宗三代都是做艄公的，他从小就跟着爷爷上包头下潼关，在大河浪涛间摔打出来的。丁振金十八岁正式做艄公，一生有六十年在黄河上度过，在九峪十八峡之间闯过无数劫难，磨炼出了一身本领。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时，他曾冒着枪林弹雨，带着一个船队，渡贺龙、林伯渠及其部属从陕西渡过黄河，安全到达晋绥边区的首府兴县。

在水早码头碛口，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船工是揽，艄公是寻”，说的是船工和艄公在经营活计上的区别。船工的活计是四处跑着“揽”下的，艄公则是船主“寻”上门来请定的。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待遇，“惯”出了艄公许多的“特权”。比如，每日开船前的准备艄公可以不参加。一般船工先行登船，将一切安排妥帖后，老艄才迈着八字步施施然而来，还往往要对先行者完成的活计评头论足一番。至于船上别的零碎杂活，老艄更是从不过问。饭熟了自有人端来，睡觉时也有人铺床。一般情况下，艄公是不需在船上守夜的，他们会自行上岸找住处睡觉。船工和艄公的收益分配也很悬殊：一工二艄三把头。一只船上普通船工起码有四人，所得只占全部收入的六分之一，而艄公却是一人挣两份。而且，在好多情况下，艄公同时还兼任“把头”（即船家的代理人）。这样，艄公一人就拿去了总收入的六分之五。虽然规矩是这么个规矩，可有的艄公看普通船工可怜，往往也会让利给普通船工。

跑长途运输，开船前是要祭河的。在黄河沿岸的各种庙宇中，大概就数河神庙最多。老艄是祭河的主持人。祭河是一种古老的仪式，受时代的局限，固然有落后的一面，但也表达着行船者对美好未来的一种寄托。有的仪式，还需要唱还愿戏的，那当然更是别有一番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