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绥边区行政公署诞生于民族危亡的烽火岁月，扎根晋绥大地，历经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两大关键历史时期，作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核心政权机构，筑牢保卫党中央、守护陕甘宁边区的坚固屏障，打通敌后各根据地联动的交通命脉，用浴血坚守与实干担当，书写了中国革命政权建设的壮丽篇章。
晋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创建的重要敌后抗日根据地，其核心政权机构晋绥边区行政公署，不仅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坚固屏障，华北敌后抗战的重要主战场，更是党中央联系华北、华中、华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关键交通要道，承担着转运物资、传递情报、护送干部的重要使命，被誉为敌后根据地的“小延安”，战略地位无可替代。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侵华日军铁蹄肆意践踏华北大地，推行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所到之处村庄化为焦土，百姓流离失所，晋西北地区惨遭蹂躏，生产生活秩序遭到毁灭性破坏，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为抵御日寇侵略、收复失地、守护百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二〇师，在贺龙、关向应等将领率领下，毅然挺进晋西北地区，联合当地抗日武装与牺盟会等进步力量，深入发动群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在管涔山一带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播下抗日救亡的革命火种。到1938年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已覆盖十余个县，初步形成抗日斗争格局，但彼时各地抗日政权零散分立，分属不同区域管辖，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与协调机制，政令不一、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抵御日寇的疯狂进攻与反复扫荡。随着抗日斗争持续深入，建立统一、高效、代表人民利益的抗日民主政权，统筹军事防御、生产自救、群众动员、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成为巩固抗日阵地、扭转战局的迫切需求。
1940年2月1日，中共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在兴县召开首次行政会议，正式宣告山西省政府第二游击区行政公署成立，这便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的前身，对外同时沿用晋西北行政公署名称。公署成立初期，驻地暂设兴县李家湾，同年4月随同新军总指挥部等机关迁至兴县蔡家崖，此后蔡家崖成为晋绥边区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无数抗日指令从这里发出，各路抗日力量在此集结调度。成立之初，公署管辖兴县、临县、保德、河曲、五寨等11个县，爱国民主人士续范亭任行署主任，牛荫冠任副主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政权，它肩负起领导边区军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恢复战后生产、发展文化教育、保障群众生计的多重使命，彻底结束了此前晋西北政权分散、指挥不一的混乱局面，标志着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步入规范化、系统化轨道，为边区稳定发展、持久抗战奠定了坚实政治基础。
1941年8月，随着绥远地区抗日斗争日益激烈，当地缺乏统一政权统筹协调、抗敌力量薄弱的问题逐渐凸显，为强化对绥远东南部抗日工作的统一领导，打通晋西北与绥远抗日根据地的联动通道，晋西北行政公署将绥远省部分抗日区域纳入管辖范围，正式更名为晋绥行政公署。此次更名绝非单纯的管辖范围扩大，而是晋绥根据地战略布局的重大优化，正式形成晋西北与绥远东南部协同抗敌的战略格局，边区战略屏障与交通枢纽作用进一步凸显，管辖区域扩展至数十个县，跻身华北地区核心抗日根据地政权行列。同年10月，面对战争年代文化工作者艰苦卓绝的工作环境，为保障文化战线抗日力量、凝聚知识分子爱国情怀，晋绥行政公署专门颁布《晋西北文化工作者待遇办法》，明确规定文化工作者因积劳过度、身体衰弱，经医生证明可享受专项保健待遇，这一人性化举措，在物资极度匮乏、环境极端恶劣的战争年代尤为珍贵，有效团结了广大知识分子，筑牢了敌后文化抗日战线。
此后数年，晋绥行政公署紧跟抗战形势变化，持续优化管辖范围与内部架构，始终以适应敌后游击战争、服务抗敌大局为核心。1943年，日寇对晋绥边区发动频繁扫荡与蚕食袭扰，为适应游击战争灵活作战需求，缩短行政指令传达链条、提升办事效率，公署将辖区划分为多个专员公署，实行分区管理体制，各专署下辖若干县域，全权负责当地政权建设、军事协同、生产发展、群众动员等具体工作，实现“就地动员、就地防御、就地生产”的战略目标，大幅提升了边区应对日寇扫荡的应变能力与抗敌实力。同年11月，晋西北行政公署与塞北行政公署（由绥远、雁门两区合并而成）正式合并，定名为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标志着晋西北根据地与大青山根据地完全融为一体，边区政权体系彻底完善，整体抗敌能力、统筹能力实现质的飞跃。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晋绥边区行政公署的工作重心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既要牵头修复战争创伤、恢复边区生产生活秩序，又要坚决应对国民党军队的挑衅与进攻，全力为解放战争做好物资、人力、政权准备。这一时期，公署积极推进减租减息运动，逐步破除封建土地剥削制度，解放农村生产力，极大调动了农民生产与参军参战的积极性；同时大力恢复工商业，修复战争损毁的厂房商铺，盘活边区经济。为进一步健全民主政权体系，1945年4月1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发布关于参选县选的决定，在全边区村选运动的基础上，全面推行县选与边区大选，改选晋西北临参会，成立晋绥边区参议会，各县同步成立县议会，推动边区民主建设走向制度化、规范化。决定明确要求严格贯彻“三三制”政策，即民意机关与政府机构的中国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其他抗日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占三分之二，充分保障各阶级、各阶层的民主权利。4月5日，晋绥边区选举委员会在兴县正式成立，武新宇、刘少白等十七人受聘为委员，会议审议通过《晋绥边区参议会选举条例》《晋绥边区县议会选举条例》等系列法令，明确参议员、县议员采用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沦陷区与边缘区无法直接选举的区域实行间接选举，全程坚守民主、团结、平等原则。在广泛宣传动员、周密筹备推进下，兴县、方山、岢岚等县先后召开选举大会，选民参与热情高涨，进一步夯实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1946年，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再次优化行政区划，合并部分专署与地委，调整县域管辖归属，通过机构整合精简，强化了对边区各地的集中统一领导，更好适配解放战争的作战与后勤保障需求。
1945年7月，公署还下设吕梁、雁门两个二级行署和绥蒙行署，管辖12个专署、57个县政府，1948年辖区进一步向南扩展至黄河北岸安邑、平陆等县，管辖范围持续优化完善。
1949年，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全国解放曙光在前，各大解放区政权逐步纳入全国统一规划。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圆满完成战争年代的历史使命，于1949年5月正式撤销，所辖区域分别划归山西省与绥远省管辖。从1940年前身政权成立到1949年撤销，晋绥边区核心政权机构历经九年正式运作，全程贯穿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从初创到完善、从敌后抗战到支援全国解放，为中国革命胜利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即便退出历史舞台，其革命历程与精神遗产依旧永载史册、光耀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