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义秧歌，俗称“圪圈圈秧歌”“地秧歌”，作为流传于汾阳、孝义一带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集歌、舞、乐、技于一体的综合性民间艺术瑰宝。它深深扎根于黄土高原的农耕文明，承载着当地人的生活情感与文化记忆。在数百年岁月流转中，历经多元起源、起伏发展，如今正以崭新姿态续写传承新篇。

多元起源 乡村沃土孕育艺术根脉

孝义秧歌的起源虽无确凿文献记载，却在民间传说与文化遗存中留下多元印记，是劳动、信仰与文化交融的结晶。

劳动起源说认为其源于农民插秧等集体劳作，踏地为节、随口而歌以统一动作、缓解疲劳；宫廷传承说提及汾阳、孝义曾为汾阳王郭子仪饷田，宫廷打击乐舞传入后与民间歌舞融合，形成“武场”雏形；狭义纪念说称北宋时百姓为歌颂梁山好汉平定田虎之乱的侠义，将英雄元素融入秧歌，赋予武场豪迈气概；祭神禳瘟说则因当地早年多灾荒虫害，艺人绘“五毒”脸谱表演，以驱邪避灾、祈求丰收。孝义秧歌的艺术源头可追溯至汉魏“踏歌”，唐代民间“踏歌”在汾孝地区落地生根，逐步演变为“踏地为节、边歌边舞”的地秧歌，明代晚期基本成型并出现演唱形式，为“文场”“武场”分化奠定基础。

发展脉络

时代浪潮中迭代沉浮

孝义秧歌的发展始终与时代同频共振，政策导向、民间热情与艺人坚守共同推动其从田间走向舞台。

清末民初进入鼎盛，班社遍地，“文场”“武场”分化明确；20世纪20-30年代，艺人侯八元等用门板搭建临时舞台，实现从“撂地演出”到简易舞台表演的跨越；抗战时期，艺人们编唱《八路军威名震天响》等抗日曲目，成为民间宣传载体；新中国成立后，文化馆组织培训、改革艺术形式，1961年武场“掏场子”经舞台化改编亮相省级调演；后遭遇重创，剧目与技艺濒临失传；改革开放后迅速复兴，近200个村庄组建秧歌队；20世纪90年代受多元文化冲击陷入传承困境；2005年被纳入省级非遗名录，开启系统化保护；21世纪以来，通过“四位一体”保护模式、传习中心建设等焕发新生。

时代变迁中，秧歌内容不断革新，从抗日宣传、生产建设歌颂到乡村振兴赞歌，始终贴近生活与群众。

艺术体系

歌乐舞技的完美融合

孝义秧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体系，“文场”“武场”双峰并峙。武场（掏场子）以舞蹈为主，揉合武术与音乐，“二龙出水”“剪子股”等数十种队形粗犷明快，武生、小旦、花脸等角色服饰色彩鲜明；文场（干板腔秧歌）以演唱为主，不配丝弦，靠打击乐伴奏，“四六句子”与各类唱段语言风趣、雅俗共赏。唱腔分为“过街板”“秧歌小调”“戏曲板”三类，分别适用于贺喜、小戏、大戏表演；乐队最初为12人建制，道具乐器与烘托乐器搭配，打击乐与唱腔配合默契，尽显黄土高原雄浑气势。

剧目丰富且传统与创新并举，传统剧目有《渭水河》《卖绒花》等，现代剧目涵盖抗战、婚姻自由、乡村振兴等主题，《特殊庆典》等创新作品获省级展演认可。

剧团生态

坚守中的荣光传承

孝义秧歌的繁荣，离不开一代代班社、艺人与幕后工作者的付出。

历史上，汾阳城侯八元秧歌班、宋家庄秧歌队等知名班社风靡一时；艺人中，“二梅梅”李晋枢作为首位秧歌女唱角坚守舞台，张守经男扮女装演绎经典角色，侯八元首创门板搭台推动舞台化，“二黄焉”武杰出身秧歌世家，以“铁嗓子”名满乡里，擅长男女角色切换，其演唱被文化局录音存档；“二木匠”张锐丰既是孝义秧歌研究会会长，又自编自演“顺口溜”秧歌，既当演员又曾任职村支书，在带动村民致富的同时坚守传承，如今仍领衔参与非遗秧歌公益性演出，走进乡村传递艺术魅力 ；史三宝等也为技艺传承与创新奠定基础。演出中，导演、编剧、乐队师傅、演员、化妆师与后勤人员协同配合，形成专业且富烟火气的团队生态。从早年“对台戏”比拼、艺人自带干粮串村演出，到如今登上省市级乃至央视舞台，秧歌成为孝义的一张地域文化名片。

当代新生

守正创新续写新篇

如今，孝义秧歌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孝义市已形成四级传承人体系，设立多个传习中心与展示馆，通过“非遗+校园+社团+文旅”模式，让秧歌走进课堂、社区与景区；数字化保护与书籍编撰构建起立体保护体系，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扩大了受众群体。振兴东街小学等学校开设秧歌社团，孝义文旅集团组建年轻队伍，青少年的加入为古老艺术注入青春活力。

未来，孝义秧歌将继续坚守核心技艺，融入现代舞台技术与时代主题，开发文创产品与旅游演艺项目，加强省内外乃至国际展演交流。

从田间地头的踏歌起舞到舞台上的光彩绽放，从祭神禳灾的民俗仪式到文化惠民的精神盛宴，孝义秧歌承载着孝义人的集体记忆与文化认同。在艺人坚守、政策扶持与时代推动下，这门黄土高原上的艺术瑰宝，正以守正创新的姿态，让锣鼓喧天的雅韵代代相传，在新时代绽放更璀璨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