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正月母亲出生在柳林县孟门镇高家塔上村，那个年代出生，预示着母亲的童年不得安生，她经常和衣而睡，因为不得不防日本鬼子的随时扫荡。姥爷是村支书，主要忙于村事，很少顾及家里。姥姥勤劳能干，操持家务，可惜在母亲6岁时就去世了。母亲姐妹共5人，她在家中排行第四，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弟弟不幸在4岁上夭折了，大姨是家里老大，整整比母亲大20岁，17岁出嫁给南下闹革命的大姨夫，舅舅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山西阳曲牺盟会工作，不幸于1940年牺牲，至今名字还镌刻在晋绥解放区烈士陵园的墙壁上，二姨由于三岁上当麻子落下眼疾，完全看不见。

母亲一生坎坷，命途多舛。生在乱世，幼年丧母， 这还不算，14岁时患了一场黄疸肝炎，18岁时又罹患腰椎结核，母亲是个硬骨头，治疗腰椎结核时，由于缺医少药，乡医给她清除病灶时连麻药都没打，但她一声没吭，硬是咬紧牙关挺过来。母亲晚年本来很幸福，2014年又查出贲门肿瘤。尽管命运以这样残酷的形式来眷顾母亲，但母亲坦然接受，积极面对，从没消沉，尤其是生命的晚期，没有丝毫的恐惧，没有丝毫的悲戚，走得从容自在，走得平静安详，走得了无牵挂。

母亲天生聪明，争强好胜。学生时代，也是学霸级的人物，从本村小学到孟门完小直至离石贺昌中学上初中，母亲的功课一直是班里前几名的。上初中时她担任班里团支部书记，那时会议多，占去不少学习时间，但生性要强的母亲总要抽时间补上，做到学习工作两不误。

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回成家庄镇的一个小学任教，没教两年，适逢国家“六二压”，响应国家号召，母亲回了村里当起了种地的农民，随后就担任村妇女主任一直到1979年，1979年“六二压”落实政策，我和母亲由农民转为市民，母亲又吃上了商品粮，同时也卸下了村妇女主任的担子。

回乡种地这段时间，母亲活得比较辛苦，比较累。每天起早贪黑，农田里，碾道旁，油灯下，灶台边，处处留下了母亲的身影，滴下她辛劳的汗水。我家在1979年还新盖了三间窑洞，从刚开始挖土、挑地基就没动用过机械，都是人力，母亲自然就是出力最多的那个人，姐姐和哥哥当时在成家庄中学读高中，父亲在外教书，星期天才回来，我才七八岁帮不上忙，上工之前，收工之后，有月亮的晚上，都会看见母亲推车倒土的身影。在修建窑洞的过程中，姥爷和我的几个表哥都出过不少力，但大功臣还是母亲，母亲功不可没。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父亲连着浮动了两级工资，我家经济条件好转了，母亲和我吃上了供应粮，过了两年姐姐出嫁了，哥哥也转了户口招工了，母亲再也不用那样辛苦劳作了，她对她后半辈子的生活很满足，常跟人说方圆十里八村像她和父亲那样能颐养天年的人很少，哪知天有不测风云，2014年的秋天母亲查出了贲门肿瘤，经过三年多的救治，最终还是撒手西去了。

老舍在《我的母亲》中说：“人即使活到七八十岁，有母亲在，多少还可以有点孩子气。失去了慈母就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但却失去了根。有母亲，是幸福的。”

我的母亲不在了，不能说我不幸福，但总是有点缺憾。回想母亲在世时，每逢我去娘家，第一个晚上母亲和我总在夜半才睡，我们尽兴地聊着，好像无视了父亲的存在，村里新近发生的，亲戚朋友熟人家的事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生来拙于言辞的父亲有些嫉妒我们娘俩，总要从中打断：“你们还睡不睡觉，就不能明天再说？”我和母亲有所收敛，声音放低才慢慢睡去。母亲生前我给她打电话，我们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地煲电话粥，父亲就会说你们怎么有那么多说的，现在母亲不在了，我给父亲打电话，除了日常的问候：吃啥来？干啥了？再嘱咐上两句适时增减衣服以防感冒的话，好像就没说的了，我就怀念母亲在时的日子，人说娘在家在，娘在人生尚有来处，娘去人生只剩归途，现在我已有所体会了。

从我呱呱坠地起，母亲在我身上倾注了莫大的心血，5岁之内，多灾多病，母亲常常彻夜不眠地照顾我，没少为我操心，稍大一点，我又淘气顽劣，更惹母亲烦心。我之所以能出落成今天的我，是母亲感化的。我的与人为善，淳朴敦厚是母亲传给我的。母亲家教很严，我们姐妹小时候做错了事，母亲绝不姑息迁就，她总要我们认识到错误并记住教训。母亲教我们学会感恩，她常说记人要记人家对你的好，不能记不好。有母亲这句话，曾经难以释怀的我都能看得开，放得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