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没有摄影一说，都叫照相。摄影的人，都称“照相的”或“照照相的”。直到现在，走在大城市，我看到那些“摄影机构”“摄影沙龙”“旅拍”等，都觉得生分，还是“照相馆”亲切。比如我念书时常去的太原的“开明照相馆”“坞城照相馆”。现在，我们每开完一个大会或搞完一个活动，总有人要张罗着合个影，我还是比较习惯说，就是大家照个相嘛。

说起来，父亲早年就是个“照相的”。父亲十五岁进县印刷厂当工人，后来，不知道县里怎知道父亲会照相，便把父亲抽到了县上工作，主要工作就是“照照相”。先是在农政部、公安局，后来又到人武部，据说还参加过《汾阳小报》的工作。我记忆最深的，是父亲用的“海鸥”120照相机。这个相机跟随父亲几十年，起初是放在父亲结婚时的一个绿扣箱里，后来，父亲就把它保存到一个大衣柜中。怕蹭坏，父亲把它用衣服夹裹起来。每次出去照相，父亲总是轻轻地取出相机，用干净抹布擦拭一遍。这个相机是个长方形的，外面包装是个棕色牛皮壳子，壳子底下有个窟窿，可以穿一条螺丝与相机固定在一起。牛皮壳子两旁连着一条牛皮带子，可以挎在脖子上。壳子里面是一层红丝绒，软软的，一点也伤不到相机。父亲最潇洒的一张相片，就是穿着短袖白衬衫，挂着“海鸥”120相机的那张。满脸笑容，神采奕奕。

父亲就是用一台照相机，结识了很多农民朋友。那时候，父亲骑一辆加重“飞鸽”自行车，平川常去的村子是贾家庄、北廓村；山区去的比较多的是万户侯、熬坡、南偏城、张家堡。有时候，父亲去村里照相也会把我带上。一进村，就会有人围了上来，有的还会嚷嚷：照照相的来了。这时，就会有熟人或村干部迎了上来，把父亲接进大队或村干部家里，喝几杯茶抽几支烟后，父亲便开始工作。那时，村干部就把提前选好的人，叫到大队部。父亲把拍照的主题和要求讲一遍，那些被叫来的人，仿佛是电影演员，父亲就像是导演。每次随父亲下乡照相，我都会看到他带着人们到处选景，选道具，选穿的衣服，甚至还得指导他们的手势表情，纠正她们梳的辫子的样式。这一切的准备工作很繁琐，一耽搁，就错过了那恰到好处的光线，就又得重来。

每次下乡照相结束后，往往就过了正午，大部分时间是在村里吃午饭。那时，村里就会派到农户家里吃，被派到的农户都很热情，都要炒几个土菜，请父亲喝几杯，有时，村干部也会陪同。在农户家吃饭前，父亲就把照相机里的剩余胶卷的张数数一下，若还有几张，父亲就把农户家的人叫在一起，或专门为老人和孩子，把剩下的几张胶卷用完。一说给他们免费照相，那些农民可高兴了，从屋里拿出凳子，把姿势摆了又摆，脸上尽量调整成一年中最灿烂的笑容。这之后，父亲就又给自己找了个活。回到城里，还得把给农户的照片也洗出来，还得再等下次下乡时送来。这样，一来二去，父亲在每个下乡蹲点的村，就有了不少的农民朋友，他们都特别欢迎父亲的到来。甚至，常常跟大队干部打问，城里照相的什么时候还来，还想给孙子照个满月照，给老人照个标准像，或者是人全时照个全家福。

那个时候照相用的是胶卷，每照完一个胶卷，就得把胶卷从相机中取出来。取胶卷可是个技术活，弄不好就会全曝光，功亏一篑了。取卷、冲卷、洗相，本来都应该在专业照相馆暗室里进行。父亲没有专业的冲洗地方，只能自己想办法。通常照满一卷后，父亲就会把家里的窗帘拉上，把一个大被子抱在炕上，然后，自己拿着相机把头钻进被子里。此时，被子里没有一丝亮光。父亲就全凭着经验，把相机的牛皮壳子卸下来，再把照完的胶卷倒回去，然后，打开相机后盖，取出胶卷，粘牢后装进胶卷筒里，才能掀起被子出来。每次取出胶卷，他总是长出一口气；庆幸没有曝光。冲卷洗相，父亲大部分是在鼓楼东的一个老照相馆里进行，那里有专门的暗室。我跟着去过几次，暗室里一片漆黑，只有一盏微弱的包着红布的红灯发出一丝亮光。只见父亲熟练地把显影粉和定影粉，分别倒在两个大搪瓷水盘里。然后，把相纸先放在显影粉水里，用一个镊子在显影粉水里翻来翻去，很快，相纸上就显现出了照片的内容，或人物或风景。一同放到显影粉水里的，不光有工作上的照片，还有父亲为那些农户拍的照片。我一看就认了出来，说：爸，看那不是张家堡的张尔应的父亲吗，那不是贾家庄的宋克礼吗。我乐着，父亲也露出了笑脸。显影后还要定影，就是把这些显影后的照片，再放到定影粉水里。最后，夹出来后，才能晾干裁边。一般工作照都是裁的方方正正就可以了，那些农户家里的照片，父亲就用花刀裁出花边，那些照片就更生活更好看。忙时，父亲在夜深后，也会把我们住的窑洞，布置成一个暗室，冲洗照片。只见他在窗帘上再加挂上一层被单，把手电筒用红布包起来，然后，就把那些显影粉水和定影粉水，倒在两个盘子里，准备好镊子。这个临时暗室就算布置好了。父亲工作时，母亲和我们有时也凑过去，看那些人影慢慢地从显影粉水里走出来。是那么的神奇。不一会，父亲就对我们说：睡去吧，明天还要上学哩。活计多的时候，父亲要工作到快天亮才能睡一会儿。那个年代的照片都是黑白照，有时，父亲还得给照片上色。我见父亲把照片颜料用毛笔尖蘸上，像给年画染色一样，轻轻地涂上去。他有一张夜色下巡逻的《民兵》，我全程观看了父亲为它上色。月光的皎洁和民兵手中的两把刺刀，明亮明亮的，至今记忆犹新。

就是因为父亲喜欢照相，而且家里常有一两台照相机，所以，我们家的照片就特别多。院子里的花开了，要照；朋友来了，要照；添丁加口了，要照；飞来一只漂亮的小鸟了，要照。照的最多的是每年春节的全家福。春节那天吃过早饭后，父亲就张罗我们照相。那时，我和弟弟们，就在院子里摆好一排凳子，让长辈坐下，我们几个就站在后排。照相机有自拍定时功能，每到这时，父亲就在大家对面摆个凳子，不够高时，就把两个凳子码起来，然后，自己先对准调好焦距、光圈，定好时，开机后，就迅速坐到给他预留的空位上，听到相机“咔”的一声，大家就哈哈大笑，表示今年的全家福照完了。那时，家里的墙上除了贴年画，还要挂一些相框。相框里主要是家人和亲戚朋友的照片。我们家每年进了腊月门，扫舍完后，就要把那几个墙上的相框摘下来，启开相框背面的三合板，把相框里里外外擦得干干净净。有一个小污点，父亲都要在上面呵一口气，擦干净。然后，就把那些照片摊在炕上，挑选。当年拍得好照片一定要补上，旧的照片撤下来，装在一个照相袋或牛皮纸信封里，就算存了。之后，再把那些相框挂上去。平日里，时不时地看看。特别是有朋友来了，主人就会高兴地指着相框里的人，说叨一番。

在父亲的照相生涯中，有一些照片已成了绝版。比如，他为核桃大王王厚富、民兵英雄陈正孝照的照片。这些照片，我在拍摄电视片《汾阳人》时，都拿出来在电视镜头里用过。还有贾家庄、北廓村民兵训练，万户侯、熬坡种苹果、梨，南偏城村发展核桃林，张家堡村农机站等等的照片，都成了珍贵的资料。这一堆一堆的老照片，父亲去世后，我怕母亲睹物思人，就都收罗到我的家里，准备适时为父亲出版个影集。也算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在整理这些遗物时，我收集到了不少父亲在《山西日报》《华北民兵》等刊物、报纸上发表过的作品。还有一张是发表在《中国摄影报》的，这在我们小县城，恐怕是绝无仅有。翻看这些老照片时，还发现了父亲的山西摄影家协会会员的证明。

时光荏苒，转眼父亲已走了十四年了，我也六十岁了。这飞速流逝的时光，多么像一张一张渐渐泛黄的老照片。原来，我想收藏了父亲用过的那个“120”海鸥照相机。母亲告诉我，你爸离职时上缴给公家了。我一怔，这让我再一次仿佛又看到父亲藏在衣物里的那台相机，掀起被子卸胶卷的情景，还有他脖子上挂着照相机的那张照片，还有……

后来，我也就开始喜欢上了摄影。不过，我不会用父亲的那种相机。一开始，用“傻瓜”照，后来用“尼康”拍。每次出门，准要把照相机带上。偶有发现，立即抓拍，生怕瞬间流失。多年后，也有几张照片还像模像样，洗出来放大，摆在办公室和书房里，挺有点意思的。有一次，贸然参加青海举办的全国影展，还得了个优秀奖。我知道，在父亲面前，这不能算子承父业，但也有一点传承的味道。

照相，这儿时的印象，越来越泛黄、古老，都成了一张一张的老照片。而记忆却越来越清晰，像泡在那一盆一盆的显影粉水里，淡出，定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