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者(庄)遗址出土青铜器
——吕梁出土的商代方国青铜器之二
□ 胡春良
桃花者(庄)遗址位于石楼县城东南13公里处的罗村镇桃花者村东北垣上,面积约500平方米。1959年8月,村民王月亮在此耕地时发现有灰陶绳纹陶片和残石斧等,后又出土青铜器29件,玉器20件,金器14件。经考证属商代墓葬。著名的“龙形觥”1959年就出土于此地。
这件青铜器高19厘米,长43厘米,宽13.4厘米。长腹弧鼓,后端截平,背部为弧曲形长盖,内有横榫与器腹扣合。盖面中央有一蘑菇形钮。器身口沿外附有两对贯耳,用来把龙形觥吊起加热酒,另一端没有封口是用来散水蒸气的.器物底部有长方形矮圈足,放置平稳,整体如一停泊的龙舟,造型独特,独具风采。器身遍饰华丽精美的图案,盖面为逶迤的龙身,与器物前端的龙头相衔接,两侧衬以漩涡纹和云纹。考古学家从未见过此类形制的青铜器,但根据器物的铸造风格和特有纹饰判断,这件器物应为商代的一件酒器,并给它定名为:龙形觥。
此外,在器身的两侧发现饰有鼍(tuó)纹和夔龙纹。青铜器上饰以鼍的形象,极为罕见。鼍,亦称扬子鳄,为我国特产动物,分布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安徽的青弋江沿岸以及太湖流域沼泽地为主产地。在山西西部的黄河沿岸出土的3000多年前商代的青铜酒器上出现“鳄鱼”纹饰,在世界范围内都极为罕见。这件造型独特、纹饰奇绝的青铜器,是山西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国宝级文物。龙形觥前端龙首昂翘,瞪目张角,龇牙咧嘴。背部为弧形长盖,盖面上有一个蘑菇形纽,器身两侧各有一对穿耳可以用来悬挂。龙形觥全身饰满精美的图案,花纹线条流畅。盖子上为逶迤的龙身,图案与头部的龙首造型连为一体,空隙间辅以漩涡纹。两侧装饰有鳄鱼、夔龙。在栩栩如生的纹饰装点下,龙形觥整体婉如一艘停泊在水波里的龙舟。
龙形觥独特的造型与花纹装饰,与同时期典型的中原文化风格相区别,龙形觥所属的石楼县桃花者村遗址是商代晚期方国文化系列。当时,商王朝以亳都(今河南省境内)为统治中心,统治着方圆千里的土地。在这些中心区域之外,有许多小的方国与商朝并存,时而臣服,时而干戈相对,它们不断吸收中原文化,又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内容。根据文献记载,在今天山西西部的吕梁山、黄河沿线有鬼方、甫方等方国,龙形觥有可能是他们遗物。只是,如果没有龙形觥,我们似乎很难去想象,这里曾经气候温暖湿润,沼泽遍地,鳄鱼徜徉……
特别值得一提的这件青铜器颈部两侧装饰着鼍(tuó)纹,是商代青铜艺术中的特例。
从桃花者(庄)出土的酒器来看,山西北部的方国青铜酒器已经与商王朝的没有太大的区别。比如饕餮纹斝,为撇口鼓腹,平底,方形柱菌帽,三足为长锥形外撇。一侧为兽形鋬,颈腹部装饰两层饕餮纹。锥部装饰夔纹。另一件石楼出土的商代饕餮纹爵,为常见的长流短尾,圆矮柱菌形帽,器身卵形。一侧为扁鋬,三棱足外撇。腹部装饰雷纹和饕餮纹。这两件酒器与中原的器形没有太大的区别。同样出土于桃花者(庄)的青铜云纹铃觚,造型为大喇叭口,颈细长,平底束腰,下部为小喇叭形圈足,足部内还设置有一枚铜铃,使用时会发出响声。圈足外装饰雷纹和饕餮纹。这是一件很奇特的青铜器,已经具有草原文化的风格。
1928年,著名学者江绍原的《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一书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该书由钱玄同题签、周作人作序,轰动一时, 在当时被认为是用人类学派的理论进行迷信研究的开拓性著作。对“发、须、爪”的探讨,旨在说明古今人们对头发、胡须、指甲迷信的原因以及人们如何应对的手段。中国古来素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的礼法传统和民俗习惯,对于自然生长的顶上之发,古人向来抱有神秘的崇拜情结,故而与其相关联,中国古代也诞生了一系列与头发息息相关的重要礼法,例如古人男子十五岁要“束发”,二十岁要“加冠”,女子十五岁要盘发插笄喻示成年,称为“及笄”之礼。
笄是古代的一种簪子,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用以贯发或者固定弁(biàn,古代一种尊贵的冠,为男子穿礼服时所戴。吉礼之服用冕,通常礼服用弁。)、冕的。《仪礼·士冠礼》中记载:“皮弁笄,爵弁笄。”郑玄注:“笄,今之簪。”也就是说后代的簪、钗之类,最早的雏形和名称就是商周时期,甚至更早至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的“笄”。古人经常使用笄来固定发髻,最早当然是为了美观精干,便于劳作,而随着审美意识的发展,原始宗教、礼学的加工,束发的笄也于是变化出更多的式样,以多种材质制作了。目前考古发现的笄有石质、玉质和各种金属质地,如金笄、银笄,而商周时期更多的则是青铜制成的铜笄,出于严谨的学术考虑,一般称此类器物或形似器物为“笄形器”。
出土于桃花者、收藏于山西博物院的人首笄形器和凤首笄形器两件青铜器,均为商代晚期器物,其中的凤首笄形器,长17.5cm,首宽4.5cm。1959年出土于山西省石楼县桃花者,笄的一端呈飞舞蜷曲的凤鸟形象;另一件人首笄形器长16.5cm、首宽4cm。1959年忻县(即今忻州市)莲寺沟出土。
这件笄一端作正面人像,顶作齿状高冠。两件笄形器均为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束发器,具有鲜明的方国文化特色。所谓方国,指的是商代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商代山西地区,尤其是晋北、晋西北地区方国林立,大大小小数以十计,这些方国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政权结构和民族信仰,故而在器用审美方面,也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习惯上我们总是以“披发文身”来理解古代的少数民族,其实这样的现象并不是没有,但放诸方国文化,显然不是如此,从这两件笄形器以及出土的其他形形色色的方国青铜器来看,方国文化不但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对于其后渐趋一统的中原美学的形成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五彩纷呈的方国文化的集合统一,正是日后中华民族美学思想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