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初，日本学者山里胜己就在《自然与文学的对话》的序言中说：“人类拥有抒发自我的声音与文字。但是，谁来传达自然环境的声音呢？谁来又如何描述与大自然神秘力量和美产生共鸣的人类的精神？谁来传达树木倒地、田地污染时的叫喊以及地球的呐喊？从文学上来讲，这是诗人、小说家、自然作家的职责。”沈念荣获鲁迅文学奖的散文集《大湖消息》，正是这样的一本书。

青年作家沈念从小在洞庭湖的水边生活，对过去人们被某种利益驱使，挖沙破坏、大面积种植黑杨、水体萎缩，造纸污染、炸鱼毒鸟、竭泽而渔，十分熟悉。他无数次实地走访，和当地的很多朋友，即湿地工作者、媒体记者、生态保护志愿者、水生动植物研究者、作家、摄影家、画家等，深入洞庭湖腹地、长江孤岛，到七星、红旗、春风、采桑、六门闸等老镇小村庄，探识各种草木、虫鱼、鸟兽，借住各色各异的渔民家，遇见南来北往的外来者，去经历今天的变迁，去寻找过去的光阴，面向自然，面向生态，面向八百里“横无际涯”的洞庭湖，面向这大湖上的所有人和虫鱼鸟兽，用平等客观的眼光和自然质朴而富有诗意的文字，写出了这本非虚构类的散文集《大湖消息》。

《大湖消息》虽然是一本散文集，但它具有强烈的整体性、专题性和结构性。它分上篇、下篇和后记。上篇为“所有水的到访”，共四篇长散文，即《大湖消息》《麋鹿先生》《故道江豚》《黑杨在野》，是来自湖的消息，是写人与自然应该如何相处，作家选取了洞庭湖生命系统的四大生物加以观照，即越冬的水鸟、麋鹿、江豚，以及大湖典型的入侵植物——黑杨，写的是近六十年的洞庭湖“生死书”，作家让经历者去讲述，让在场者去呈现，探寻与反思人与自然应该如何和谐而平等的相处；下篇为“唯水可以讲述”，即《化作水相逢》《致江湖儿女》《水深的地方》《湖上宽》四篇长散文，是来自生活在湖边的人的消息，讲的是洞庭湖里的人与人应该如何相处。上下篇互相观照，生动而显明地写出了洞庭湖的“田野志”，也自然反映出了作家的自然生态观：人们贪婪的欲望改变着洞庭湖的生态与面貌，而洞庭湖自身的自主性与自然生态性，也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与情感。只有人与湖自然而平等的生存，大自然与人的心身才是安然的、妥贴的、和谐的和平安的。可是，我对《大湖消息》印象最深的，还是它强烈的生态危机意识。

面对“形形色色的利益”、“各种各样的桎梏、伤害、遗忘和抛弃”，作家以沉重的社会实践、深刻的灵魂拷问，从当下的现实生活到进入大湖的历史，从走进湖区人民的日常生活到打开大湖的纵深记忆，真实而恳切地记录了大湖的生态万象，以及人与大湖的生死故事。“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村里有专业的猎捕队，县里会收购鸟羽出口”，猎枪、土铳、高压气枪、“网眼细密的捕鱼工具”，迷魂阵，毒鸟团伙等等，都是打鸟毒鸟的有力武器。老张就曾创下了一铳猎杀一百八十七只白鹤的纪录，这些白鹤变成了村民的口粮，真的是比魔幻更魔幻的现实。那个“秃顶低垂，脸色煞白，呼吸急促”的老男人“毒鸟人”，终于在天地一片寂静中，被小余站长和老张的SWAROVSkI牌望远镜和卫星定位，很快擒捉了。他用的是“克百威”农药在鸟飞的水域下毒。“老男人”被捉了，但人与鸟的“生死死”依然还很激烈。摄影师拍下的那张“天鹅吊挂着铁夹飞翔”的照片，十分触目惊心。“那些工具的背后是五花八门的捕猎方法：插天网、下滚钩、放铁夹、布套索、电击、枪打、投毒，这当中数投毒最危险也最常见。百分之七十的水鸟死亡皆为毒杀。它们几乎全部上了餐桌，在食客的齿缝间吞吐出被啮碎的骨头。”《黑杨在野》则以村支书的儿子外号“崔百货”的视角和内心活动切入大湖重大的生态环保事件－－“黑杨种植”。崔的父亲30年前是村里有绝对权威的村支书。他走家串户发动大家种黑杨、意大利杨，用于造纸、作家具，是很划算的经济林，成为湖区人民的救命树、保安树和摇钱树。儿子却与父亲对着干，秘密组织村民两天砍倒了几十亩半大黑杨树。而老父亲也在这场持久的黑杨战争中耗尽了生命。

《大湖消息》，让我想起了法国现代作家让·齐奥诺在《人世之歌》中说过的一段话：“我认为，作家应该洞悉、热爱理解或憎恶人类所生活的环境，人类周围的世界，正如作家为了描写人物，而力求了解他们，对他们衷心热爱或深恶痛绝一样。我们不应该孤立地写人，播种一些普通的、千百次使用过的种子，而应该揭示人的本来面貌，即塑造出被客观世界的芬芳、魅力和歌声渗透、熏陶，而实实在在、光辉夺目的人物。……我们不应该把人物孤立起来。人不是孤立的。大地的面貌镌刻在人们的心里。”沈念正是以其强烈的人的生活经验与田野经验，对我们现代人“经验灭绝”予以生动而深刻的警示,正是通过自己与大自然无距离的写作，通过自己的眼睛、文字和情感，唤醒我们的各种感官，去观察、触摸和倾听洞庭湖及大自然的景象和声音，从而让我们身体的每一个器官、每一个毛孔都吸取着快乐、忧伤、沉思和幸福。这也就是这本书为什么会得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并荣获第八届全国鲁迅文学奖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