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950年12月17日毛主席致电志愿军司令部时说：“志愿军九兵团此次在东线作战，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由于天气寒冷、给氧缺乏及战斗激烈，减员达四万人之多，我们对此极为怀念”。

当时，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已经结束，第三次战役尚未开始，军委提出让志愿军第9兵团回国休整一段时间，养精蓄锐。等部队恢复元气后，再次入朝参战。对于“回国休整”的建议，志愿军第9兵团广大指战员经过讨论后，大家一致认为在长津湖战役中，虽然重挫了敌人，但自身损失也不小，战士们迫切要求再打几个大仗，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在没有把美军赶出去之前，大家是不甘心回国的。军委了解到志愿军第9兵团的强烈意愿后，取消了让他们回国休整的计划，同意让他们留在咸兴（朝鲜第二大城市）地区进行休整。也因为志愿军第9兵团打出了志愿军的军威。他们的存在，对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来说就是一种巨大的震慑。

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对有防御准备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发起了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经过7个昼夜的连续作战，突破了“联合国军”的三八线防御阵地，夺占汉城，迫敌退至三七线南北地区，粉碎了美军司令员麦克阿瑟据守三八线，整军再战的企图。两次战役仅隔一个星期，进一步扩大了中朝两国两军的国际影响。

1951年1月31日至4月21日，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打响，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不甘心失败，作垂死挣扎，稍经整顿补充，即以汉城为主要突击方向，对中朝军队发动全线进攻。此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进行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作战，历时87天，毙伤俘敌7.8万余人，使敌人平均每天前进不到1.5公里。中朝军队以空间换取时间，终于坚持到志愿军后续兵团集结，4月15日，新入朝的志愿军第3兵团、第19兵团分别进至“三八线”附近地区完成集结，原先在咸兴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也重新进入前线。至4月21日，中朝军队将“联合国军”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此时敌军发现志愿军二线兵团已到达集结地域，便停止进攻，第四次战役遂告结束，为进行第五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中朝人民军队为粉碎敌人的登陆计划，夺取战场主动权，继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对敌进行了第五次战役。这次战役历时50天，双方共投入100万军队，相互进行了激烈的攻防作战，是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共歼敌8.2万人。摆脱了中朝军队在第四次战役中的被动局面，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不得不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停战谈判。

1951年4月22日,中朝联军在东西两线发起了猛烈的全线反击战，志愿军的主要兵力和作战重心都放在了美军主力所在的西线。西线实施主要突击,以1个兵团从正面突击,2个兵团从两翼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分割围歼当面之敌。正面，第3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指挥作战；右翼，第19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指挥作战；左翼，二爷所在的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指挥5个军，迅速突破“联合国军”防御。

至23日夜，第20、第27、第26军前出15~20公里，进占龙华洞、外药寺洞、白云山地区，歼灭美军第24师、南朝鲜军第60师各一部。25日，第9兵团占领云岳山、永阳里地区，各歼敌一部。28日，第9兵团攻占榛伐里、祝灵山、清平川、加平、春川地区。29日，“联合国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地区重新组织防御。中朝人民军队鉴于在汉城以北歼敌机会已失，主力遂于29日停止进攻，结束第一阶段作战。

战役第一阶段结束后，整个战线呈西南向东北斜线态势。中朝人民军队为继续歼灭“联合国军”有生力量，使其难以抽出兵力实施侧后登陆，并多歼南朝鲜军以孤立美军，决定第3、第9兵团隐蔽东移，实施第二阶段作战。

5月16日黄昏，中朝人民军队发起第二阶段进攻。二爷张德义所在的第9兵团第20军和第27军、附第12军及朝鲜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采取正面突破、两翼迂回、层层包围、多路钳击的战法，在勿老里至雪岳山地段实施主要突击。18日，志愿军第20军在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的配合下，向被围于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军第3，第9师展开猛烈攻击，经两日激战，将其大部歼灭。于21日结束第二阶段作战。

6月10日，中朝人民军队将“联合国军”阻于“三八线”附近之汶山、高浪浦里、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

五

在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作战中，二爷在枪林弹雨的激战中，左臂被炮弹炸伤昏迷过去，被辗转送往志愿军军部野战医院接受治疗，由于伤势非常严重，加上当时朝鲜战场上医疗条件有限，所以二爷被迫转移回国治疗。回国的路程十分艰难，被战火摧毁过的几百公里崎岖之路，相伴而行的全部是就地无法治愈的伤残病号，一路上不仅物资十分匮乏，还要躲避敌机的狂轰滥炸，在安保和医护人员的尽力关怀下，他们终于坐上“闷罐子”火车回到了入朝时的安东（今丹东）。

回国后，二爷被安排到山西太原荣军医院接受治疗时，致残的伤口不仅化脓，还长满了蛆，当时医生果断要求截肢，但二爷坚决不同意。最后，医生尊重二爷的决定，在做手术取身上的弹片时，因为麻醉药短缺，医生用仅有的吗啡代替麻药，二爷强忍着剧烈的疼痛，经过几小时的手术，终于保住了一条残废的左臂。后经国家军残机构鉴定为二等甲级残废，198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府颁发了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后来还颁发了抗美援朝纪念章。

1956年5月二爷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在山西省太原市食品公司工作，担任分店主任职务。

为了给公司创造更多的效益，二爷秉持军人作风，刚毅果断、雷厉风行，经过考察调研在不同的闹市区开设了好几个副食经销店，公司的业绩蒸蒸日上，深受总公司领导的赏识，多次受到表彰奖励。作为领导，想职工所想、急职工所急，二爷经常帮助困难职工解决燃眉之急，深得职工群众的拥戴。几个经销店在二爷的管理下，团结和睦、齐心协力。二爷大公无私、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讲付出不求回报。年初岁末，家家户户都开始吃年夜饭了，二爷才从单位完成好工作回到家中。

文革时期，二爷住了18个月学习班。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二爷得到了平反，平反后的二爷在二奶奶的支持下，重返单位。在平凡的岗位上，留下了闪光足迹，用忠诚与奉献诠释了革命军人的精神境界和人生操守，赢得了职工的信任和拥戴，成为单位的楷模功臣。

1985年冬，因工作上常年积劳成疾，二爷被确诊为胰腺癌，住进了山大一院，经过8个多月的与病魔顽强抗争，最终于1986年公历5月17日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享年62周岁。

回顾二爷在我心中的点滴，历历在目。小时候的我，常记得逢年过节时，从省城回来的二爷，给我们这些娃娃们带回来稀奇的糕点和水果糖。看着二爷身边放着的军用包，听着二爷说着和家乡不一样的话语，我心中的二爷是那样的神奇与伟大。印象最深的是，大概在我十多岁的时候，二爷在我的陪同下，翻山越岭去十几里外的小山村看望一位亲戚，一路上，我问了二爷好多好奇的问题，那次远行给我的少年时代留下美好的回忆。

1986年二爷去世时，我正在离石师范上学，那时的交通和通信还不发达，家里也没通知我回去吊唁。等我放假后，得知二爷去世的消息，内心里的悲痛是无法形容的。这么多年来，每当上坟祭祖时节，站在二爷的坟前感慨万千。二爷的一生是坎坷艰辛的，尤其是在五年的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血雨腥风，九死一生的经历令人无比动容。他和无数的先辈们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屹立于东方所做的贡献是伟大的，将永远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斯人已去，有些事无从详细考证，经查阅相关史料，撰写此文深表缅怀之情，以慰藉二爷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