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牛寨中

康熙帝晚年因储位之争，发生了一幕幕纷繁复杂的“夺嫡”之战。孙嘉淦虽在翰林院作七品编修，也耳闻雍正“弒兄”“屠弟”的一系列事件，对新皇不念手足之情的行为，十分不满，而朝中大臣们都敢怒不敢言，民间亦谣言四起。而孙嘉淦则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奋笔疾书三言：一曰“亲骨肉”，劝皇上不要兄弟相残，以免天下人耻笑，百姓胆寒；二曰“罢西师”，与葛尔丹停战改和，减少士卒伤亡，调兵转饷；三曰“停捐纳”，停止捐官封爵，减免黎民繁重的税赋，让百姓休养生息。尔后，将奏折交给翰林院掌院学士鄂尔泰，托其呈上。

雍正御览孙嘉淦的折子后，便将其甩给大臣们看，并点着鄂尔泰的名说：“翰林院乃容此狂生耶！”

大臣们个个颤栗，都不敢言。孙嘉淦提的这三条建议，可以说每条都严重违背圣意，甚至可以说是公然挑衅。刚在争夺皇位中获胜的皇上，此时正极力打击其他兄弟，确立自己的皇权；西北形势危急，边患不断，正准备出兵征讨；国库空虚，急需充银，卖官封爵便是捷径。所以，雍正看了孙嘉淦的折子，既怒且惊，便斥责鄂尔泰。站列班中的吏部尚书朱轼，看到孙嘉淦上的折子，也很吃惊，同时赞叹后生可畏，勇气可嘉。孙嘉淦是朱轼的得意门生，研求理学，日益见长，他日必是朝中栋梁之才，生怕皇上一怒之下，将其治罪。便出列开导说：“皇上，此生诚狂，然臣窃服其胆。”

皇帝沉思一会，转怒为喜，笑曰：“朕亦服其胆”。雍正一向疑心很重，稍有触犯，必杀无疑。但孙嘉淦的坦诚与大胆，正好使皇上不猜疑，还保住了性命。孙嘉淦一生以忠清鲠亮著称于官林，每次奏劾，必直告无隐。雍正帝曾指着孙嘉淦对九卿说：“孙嘉淦每事陈奏，可谓直言极谏，汝等当以为法。”

一次，皇上召见几位大臣和时任吏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的孙嘉淦议事。雍正帝忽有所思，问诸臣子“天下有几种人？”众臣各说不一。而孙嘉淦则言：“人之熙熙，皆为利来；人之攘攘，皆为名往。普天之下，只有两种人，一种为名，一种为利。”

皇上问：“既然如此，孙爱卿是为名还是为利？”

孙嘉淦说：“为臣不爱钱”。皇上闻之，哈哈大笑。

雍正十年，孙嘉淦任国子监祭酒时，皇上颁旨，要从国子监教习人员中选拔任用一批外放官员，照例需吏部归班，待九卿挑选后，引见皇上，恭候钦定。按成例，这些教习人员“经明事治，才品卓越者，列为一等，恭候皇上钦定，分发各省以知县试用”。其余年轻有才学者列为二等，分发各省以教谕、训导用。孙嘉淦掌国子监祭酒，知道那里有不少期满的教习人员，可以外放。于是，与九卿挑选其中的六名，待十二月十八日早朝时，就向皇上逐一汇报这些人的情况，提出任免建议。他刚禀告完毕，果亲王便出班陈奏：“皇上，孙嘉淦所言，显然是欺罔，此六个教习，如同圣人一样，没有一点毛病？”

皇上听后，便问孙嘉淦：“依尔所见，此六个教习都可外放？”

孙嘉淦道：“皇上，宋镐、方丛仁等六人，作教习人员以来，与臣一起共事，从未发现他们有不端之处，且臣与九卿核察无异，可外放。”

雍正帝说：“尔不如回去再详考，朕闻此方丛仁人品不端，把情况搞清楚再议叙。”

孙嘉淦脱口便道：“臣对他们了如指掌，不需再核察。”

雍正帝听了很不高兴：“你敢保举他们吗？”

孙嘉淦跪在殿堂，只顾低头说话，并不知皇上神色不悦，听到问话，仍耿直地说：“臣愿保”。

“宪皇帝不用，公争益坚。”上掷笔与之曰：“汝书保状来！”并随手将御案上的一支羊毫朝堂下一扔，说：“孙嘉淦，给朕写保状来。”

孙嘉淦一听，也很生气。一时气极糊涂，“公持笔欲下”，果亲王见状，呵之曰：“孙嘉淦，汝太狂妄，敢擅动御笔耶！”

孙嘉淦一听，“方悟，捧笔叩头。”“上大怒，反缚置狱，拟斩。”皇帝对孙嘉淦狂妄的言行，颇为愤怒，命刑部将其关押，并要拟定罪行。刑部自然不敢怠慢，几天后便将此案以孙嘉淦“大不敬罪，按律应斩”，禀奏皇上。此时，皇上怒气渐消，已而大学士朱轼曰：“孙嘉淦大戆，然不爱钱，可银库行走。”皇上亦言：“从宽免其治罪，著在户部银库效力行走。”

“公出狱，不抵家。迳趋库所”，径自去银库效力，一干就是两年。

银库属户部管辖，时果亲王允礼任内务府总管，兼管户部。一次，果亲王带着几个侍从，“突至库视公。”到了银库，出乎果亲王意料的是，“公方持衡伛偻称量，与吏卒杂坐，劳苦均共。”待亲王检查过所收银两和账册，两相对照，账物相符，丝毫不差。“王大奇之，即为转奏，堪以重任”。雍正知孙嘉淦不爱钱，便启用他为最肥富的山西河东盐政。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皇上突然在圆明园驾崩，孙嘉淦特召返京，迁吏部侍郎，乾隆元年，又补授都察院左都御史。他深感身负朝廷风纪重任，要不辱使命，直言谏诤，为整肃吏治勤勉效力。其时，新皇初政，朝野上下，争先恐后，额手相庆，其中不乏阿谀奉承之人，孙嘉淦忧心新皇被此风所染。匡正君心，端正君行，事关国家兴衰之事，是左都御史的头等大事。于是，在乾隆即位几个月后，他便上了一道奏折《三习一弊疏》。

疏折共分十个自然段，近两千字。其中心思想，就是要皇上警惕和戒除三种习气，以杜一弊。三习即耳习、目习、心习，一弊为喜小人厌君子。疏言中指出：皇帝听惯颂扬之词后，就会“喜谀而恶直”；见惯了顺从趋媚之人，就会“喜柔而恶刚”；习惯了自以为是的思考方式后，就会“喜从而恶违”。“三习既成，乃生一弊”。这就是“喜小人而厌君子也”。他劝谏乾隆帝，要力除“三习一弊”，做到君心居正；要虚怀若谷，不要唯我独尊；要有自知之明，并非无所不通；选拔人才，要德才兼备，“远小人，近君子”。

《三习一弊疏》，不仅使孙嘉淦成为直言谏诤的名臣，其言也被后世诸皇帝当作座右铭，以此警示自己。清曾国藩在其《鸣原堂论》云：“嘉庆元年，道光元年，臣僚皆抄此疏进呈。至道光三十年，文宗帝登极，寿阳相国祁寯藻亦抄此疏进呈。余在京时，闻诸士友多称此疏为本朝奏议第一。余以其文气，不甚高古，稍忽易之。近所细加纳绎，其所云三习一弊，凡中智以上，大抵皆蹈此弊，而不自觉。吾昆弟各录一通于座右，亦小宛诗人迈征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