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这条源自巴颜喀拉山脉的涓涓清流，一路欢歌一路向前，过川甘，经宁蒙，汲天地之精华，取日月之丰神，在闯过数十处雄滩险隘之后，变作一条浩荡黄龙，轰隆隆地穿进晋陕大峡谷。在炎黄子孙驾驭舟楫从事河运的数千年以来，这里一直被称为“黄金水道”。

碛口，就位于这条“黄金水道”的中段，西通秦蜀，北达包头，是连结西北的枢纽。碛口东南二百米处，黄河与湫水河在此交汇，波翻浪滚，水烟空濛，这里即是黄河“二碛”所在，是黄河在山西境内仅次于壶口的大碛。

古镇碛口的兴隆首先得益于二碛，这里有黄河和湫水的共同恩赐。明季以降，那一条条满载西北粮食、油料、食盐、皮毛、药材的大木船在到达碛口时，畏于二碛的惊涛骇浪，船家不得不靠岸泊船，或找当地“老艄”掌舵过碛，或干脆就地卸货，以比较低廉的价格卖给当地商家。长此以往，碛口，这个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商埠就渐次形成了。

碛口原先并不称为“镇”。被称为“镇”的地方实际在碛口以北二三里地的侯台。最早的碛口只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码头而存在，然而，作为一个水旱码头，碛口在北方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却毋庸置疑。

民国六年《临县志》记载：“碛口镇，临县之门户也。县境万山罗列，惟湫水由碛口达河。碛口虽无津度，而沿河津渡十三处，必须取道于此。”

其实，岂止是本县境内十三津度必须“取道于此”，在那个陆路交通欠发达的年代，从陕西到内蒙古，再到青海、甘肃、宁夏，沿河津渡上百处，大批货物要南下再东去，碛口也都是必经之地。

据民国六年《临县志》载：“碛口镇，东行十里日樊家沟，又东三十里日南沟镇，与离界牙错。又东三十里曰梁家岔，为碛口东通离石孔道。”那时陆路运输靠的是驴骡和骆驼。成百上千的驴骡和骆驼经离石，过吴城，到达汾州府后，或向南或向东，即可穿行大半个中国。如此，碛口，以其百川归海、渊渟岳峙的气度，自然成为一座承东启西的商埠重地。

那么，碛口又是何时被称为“镇”的呢？民国六年《临县志》记载道：“碛口古无镇市之名，自清乾隆年间，河水汜溢，冲没县川南区之侯台镇、并黄河东岸之曲峪镇，两镇商民渐移居积于碛口，至道光初元，商务发达，遂称水陆小埠。”又乾隆二十年《重修黑龙庙碑记》云，其时碛口“境接秦晋，地临河干，为商旅往来舟楫上下之要津也。比年人烟辐辏，货物山积”。也就在此时，民间就有了“驮不完的碛口，填不满的吴城”之说。

“人烟辐辏，货物山积”是怎样一幅情景呢？可以想象，那时的碛口码头，每日里一定是船筏如云，人头攒集，北路货要此处从船上卸下运往货栈，南路货要从货栈运来装到船上。南路货大都是布匹、绸缎、工艺品、日用杂货，加上本地产的瓷铁、煤炭等等，都要从碛口运过河去，再由驴、骡、骆驼运载，输往西北各地。那时碛口镇三条主街十五条山巷的规模已经形成，三百多家店铺招牌鲜亮，门面堂皇，每一个店铺门首全都悬挂着大红灯笼。平日里，这些街巷已经足够繁华，而每逢五天一次的集日里，更是人如潮涌，摩肩擦踵，家家店铺开门迎客，数不清的小商小贩见缝插针，将各自的货摊摆在街道两边的高圪台上，各个小巷角落无不被挤占得满满登登。

到处是讨价还价、叫买叫卖的市声，到处是各种色彩与各种气味的喧嚣。那时的碛口，几乎就是一个“不夜镇”。拉运货物的驴骡骆驼白天无法通行，只能趁夜出货入货，夜色中，牲灵走动的踢踏声，各种粗细的铃铛的合奏声，赶脚汉子们高一声低一声的吆喝声，汇合在一起，撞碎了碛口人的清梦，也迎来了碛口一次次初升的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