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县委调薛丕华同志回县工作，让我接任了四区抗联主任。在区委书记卜立功同志的领导下，我区广泛组织扩建游击小组、自卫队、情报网与更彻底的坚壁清野，以对付敌人的“三光”政策。并发动群众提高警惕，加强岗哨，一发现敌情，民兵立刻护送群众安全转移。游击小组分上各个山头，东山放个炮，西山打几枪，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每到一处不敢久停。民兵们破路割电线，到处埋地雷，更使敌人寸步难行。

建立情报网的工作，除各村都设情报小组外，还在东社、李家山等村设立了情报站，每站派专人送情报。规定有事插鸡毛，一刻不误马上送到目的地。

坚壁清野，依靠群众也搞得很好。把所有的粮食、衣物都藏起来，水井口盖好压上土，敌人进了村，空无一人，找不到吃喝东西，只好放火烧掉房屋退走。

由于我们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积极而又灵活地打击敌人，终于粉碎了敌人的“维持”阴谋，就连东社离敌据点虽近，但敌人也迟迟维持不了。

为了持久抗战，我们认真执行了我党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三三制”，坚持与各阶层团结合作，照顾他们的利益，争取各阶层人士的同情和帮助。如编村村长阎定一，村副李友白，早在1937年薛丕华同志就叫我协助村政，开展我党抗目救亡工作，促其成为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我新政权刚刚建立，就任定一同志为小教，后任区长等职。并请李友白先生到区上，准备让他参加政权工作。敌人春季“扫荡”，他跟我们去打游击，我们照顾他年老寄托在老乡家，回来不久因病身亡未参政。

我们虽然实行“坚壁清野”工作，同日寇作斗争，但为了坚持持久抗战，仍然大力发展生产，加强经济建设。男人们在地里辛勤劳动，种好庄稼，妇女们在家里纺花织布，做好军鞋。尤其是那些妇女们，她们手里干着活，口里唱着劳动英雄歌：

“离石出了一个张秋林，她是咱晋绥边区的劳动英雄，七岁上学会纺棉花，十五上织布顶呱呱。革命到底铁了心，她送呀丈夫参了军。支援抗日呀救中国，她办起了秋林合作社。”

另外，我们还发动群众自己动手，上马头山上采草药，自扫硝土做炸药，克服敌人封锁围攻造成的困难，坚持对敌斗争，并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在这一阶段我们在党政军民团结建设上是有进步的，正确的政策促成人民抗日的团结，廉洁的政权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顽强的斗争使敌人坐卧不安，因此敌人视我四区为其心腹大患，更加紧了对我们的“扫荡”和“蚕食”。

1940年秋，县委调我回县青干校任教育科长，调康太同志来接任四区抗联主任。同年冬一天上午，县委组织部长白现元到了青干校，从课堂上叫下我来面谈：“四区三民小学生来县请愿，不要冯尚德同志当校长，要求陈清瑞任校长，县委决定派你去当校长，现在就去”。

我接受任务后马上就打背包动手，步行四十余里，赶天黑到达三民小所在地临县的钟庄。当晚深入师生了解情况，原来陈清瑞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在师生中发展国民党组织。早在1940年3月，丕华同志就和我决定，在师生中发展一批牺盟会员，其中还要培养发展党员。当时我在小教中发展了一批牺盟会员，如樊毅等。并派冯尚德同志(共产党员)到三民小任教，开展牺盟会活动，该同志在学生中发展薛务升、杨元福等七八个会员成立了牺盟会组织，后调出原该校校长雒鸿章去学习，由冯尚德同志接任校长。陈清瑞企图赶走共产党的校长，替国民党夺权，因此煽动学生县上请愿。经过我们深入地教育，大部分师生都知道受了骗，开始靠近我党，从思想上逐步觉醒了，继续安心地上课学习。但学校距离四区党委三十余里，师生吃粮还得去四区背，困难很多，我们取得县区党委的同意后将学校迁回四区。白天站岗上课，晚上分散到学生家住宿，依靠党委联系群众，文武结合边教育边实践，为抗战培育人才。在师生中发展薛春普、杨乃华、薛务升等同志为共产党员，选送了一批同学到晋绥一中深造，分配一部分同学到抗战需要的岗位工作，又招收了一批新生。国民党派忠实信徒在我区学校中争夺青少年学生的企图从此破产了。我们对陈清瑞等人，经过多方教育改造，只有陈清瑞死不悔改投敌了（1942年秋调我到三地委教育科工作，由临县陈子贞接任校长）。

从上面我军民反“扫荡”的胜利情况来看，日寇妄图想把我抗日根据地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1940年春夏冬三次大“扫荡”，特别是6、7月间的夏季扫荡，对我区实行了残酷的“三光政策”。我区党政军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一面坚壁清野，一面拿起武器进行了英勇的反“扫荡”、反“三光政策”的斗争，不仅粉碎了日寇的“蚕食”阴谋，而且我们在战斗中也经受了考验和锻炼。

同年10月间我区建立了游击中队，加强了对游击小组的领导，进一步开展了对敌斗争。

当时的敌我斗争是非常残酷的，许多同志为抗日而英勇牺牲了。日寇不甘心失败，继续在敌占区和边缘区开展“强化治安”运动，强迫群众维持。二区被敌人维持完了，1940年8月，区长雒贵岐等同志调到东五区，李晋仍留在武工队。后来贵岐回家探亲，被汉奸引上日寇抓到石门墕据点，敌人严刑拷打，刺刀扎，洋狗咬，但贵琦同志始终没有屈服，于1940年12月光荣牺牲。

1940年10至12月，日寇在惨无人道的冬季大“扫荡”中捕杀了不少党员干部。仅我知道的就有：墕口村干部阎双喜同志，在十月间被敌逮捕，在敌人的酷刑下不屈服，光荣就义。

同年冬寺沟井窖湾的薛福贵被敌人拉到石门墕据点枪杀。

同年12月，高家庄的雒生顺(是1939年我区两千五百余名群众向伪县政府请愿释放阎良田、雒逢钦等同志选出的代表团成员之一)和其弟生元，被汉奸日寇拉到石门墕据点用刺刀穿死。

还有西侧的薛元英、雒家庄的雒逢镜、崖窑塌的张文英等人，由汉奸警备队将日寇引到崖窑塌，正遇晚上召开妇女会，被敌人一下子包围起来，把该村民兵队长张文英当场打死，将薛元英、雒逢镜拉到三交敌据点杀害了。

从我区三民小的问题发生引起县委对学校的重视，我县假期集训小学教师期间，决定在教师中发展一批党员。训委会专设组织科，由我任科长，县委组织部张炳、白毅二同志参加。我们在全县的优秀教师中，接收邓向业等同志为中共党员，四区教师樊毅也就在那次入了党。

1941年春，县委决定张炳同志回四区任区党委书记。当时正是日寇1940年的春夏冬三次“扫荡”被我军民粉碎后，又实施残酷“扫荡”，步步“蚕食”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敌人所到之处，浓烟滚滚，烈火冲天，无数房屋被烧毁，许多群众和英勇抗日的共产党员郝廷龙、李富珍等同志惨遭杀害。阎锡山也勾结日寇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土豪劣绅山后虎武俊杰，早就跑到石门墕敌据点当了汉奸村长。还有一些地主汉奸，有的公开投敌，有的或明或暗向敌维持，摧毁我村政权，中农也发生动摇，只有贫苦农民坚持对敌斗争，在蒋阎日伪夹攻下，我区的形势更加恶化，根据地面积日益缩小。

张书记面对极端恶劣的形势，采取有效措施，一面组织分散的游击小组，转入敌后地下活动，在区村大中队部领导下形成一个战斗体系，对付敌人频繁残酷的“扫荡”；一面深入密切联系群众，积极而又灵活地打击粉碎敌人的维持政策。敌人打虎先打头，汉奸带领日寇不分昼夜专来袭捕，但老张不畏强暴，镇静而又机智地坚持领导战斗，白天游击办公，晚上野外宿营，连同年迈的父亲也在村外草棚住宿。

1941年的一天夜里，日寇汉奸特意出发到后庄村，先进家搜寻无人，后又到村外草棚抓捕张炳同志扑空，竟将其父亲活活烧死在草棚内。当时的惨状令人目不忍睹，张炳同志化悲痛为力量，继续领导全区军民，与敌人展开了生死存亡的斗争。针对日寇的“扫荡”、“蚕食”及“强化治安”、实行“维持”的新政策，采取了以下措施：

（一）继续加强民兵武装

除县、区、村都成立了公开的游击队组织外，还在敌占领的大武、石门墕等大村，建立秘密民兵组织，打入敌人内部，表面上为敌办事，实则给我探听敌情，运送武器，除汉奸，送情报。

（二）建立防线，破坏敌人交通线

我区处在敌沿，为了防止敌人的突然包围和深夜袭击，乃建立防线：以雒家庄、磨天岭为一防线，由雒家庄民兵监视三交之敌；池家峁、山墕为二防线，由西侧民兵监视大武、西属巴之敌；火山、垣则为三防线，由李家山民兵监视石门墕、店坪之敌。神仙山、张家山之敌，由上安、白家峁、结绳墕三行政村共同监视。

为使三防情报传得快，除各村设立情报小组外，又专门在崇里、俭崖局、任家山、土井壕、墕口、凤凰峁、黄圈塌、东社、青家墕、结绳墕设立情报站。每站派三至五人专门负责送情报。规定无事三天一报，有事插上鸡毛，一刻不能耽误。

我们还大破敌人交通线，在敌人“扫荡”必经之路，挖四丈宽八丈深的壕，平时架板通行，战时则抽掉木板，割断敌人交通线。敌人反破路，连续“扫荡”三十次，我游击队和民兵边打仗边破路，粉碎了敌人合击包围的阴谋。

（三）配合主力反“扫荡”

为保卫群众，除采用游击战术反“扫荡”外，并与主力军、游击队配合开展反“扫荡”。1942年4月26日，三交、石门墕之敌一百四十余人，向我四区“扫荡”，我民兵配合十七团主力，在任家山与敌激战，连续打退敌人三次进攻，击毙日军小队长井上通和日伪军六十余人，敌中队长和情报官也在我手榴弹下毙命，我军共缴获三八步枪四十支，子弹一百零三发。

（四）主动袭击敌人

为变被动为主动，1942年8月9日，四区民兵和三分区游击大队，出击店坪公路上的一股伪军，激战一小时，打死伪副队长及官兵十六人，缴枪八支，子弹三十发，骡马各一匹。

同年10月15日，敌从离石运五大车军用物资到大武，我民兵和当地驻军得到情报后埋伏在公路两侧，等敌到后发起攻击，这一仗俘日特班长松尾，烧毁物资，缴获洋马十匹。

（五）反维持敌后武工队拔掉敌据点

1942年7月，在县委王大昌、车守珠等同志的领导下，全县统一时间展开反维持斗争。先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将各村伪维持会人员，根据其罪行轻重，是否主动投靠敌人，分别予以教育释放、逮捕和制裁。我四区在十天内摧毁了三十五村的伪维持会组织，并在四十个村庄建立了民兵。

1942年7月，县委派阎志诚同志成立敌后武装工作队，钻进敌人心脏，更有力地开展抗日斗争。我四区大武，石门墕敌据点由李岗等同志负责。同年11月12日，武工队小组长雒逢钦、穆桂崇接到上级指示，准备拔掉张家山敌据点。经过一晚上周密计划，乘敌进城领给养，据点只有四个日寇一队伪军的良机，决定智取张家山。

我内线便衣王守海，先骗两个日寇到村里找鸡喝酒寻花姑娘，然后就地俘虏；另两个日寇被我支差苦力穆天有、王开一二人用酒灌醉，一个被推下碉堡跌死，一个枪毙了。消灭了日寇，我武工队雒逢钦、穆桂崇、李玉柱、胡世英率领群众百余人，一下冲进敌据点，伪军全部被俘，然后火烧了碉堡，整个战斗只用了五分钟。

同年7月，县委调我区委书记王云祥到敌区任秘密县委书记，领导党的工作，1944年又兼任武工队政委，不幸在乔家沟光荣牺牲。

（六）军民大生产克服暂时困难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敌人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军事上频繁“扫荡”，经济上封锁破坏。每到一地，房屋烧光，家具毁坏，财物抢走，妄图制造无人区。敌人严密封锁各个交通要道，不让盐米柴油以及棉花布匹等物资运进抗日根据地。再加上天旱无雨，种不上庄稼，因此，那几年我们真正到了无衣穿、无饭吃的地步，根据地军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

为了克服这暂时的困难，我四区军民响应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组织五百名民兵扛着镢头背着枪上了马头山，几天共开荒八百余亩。另外还组织妇女们纺花织布，她们边纺边唱着自编的小调：“标准布来自定织，左边纺来右边织，迟睡早起不停息，织出好布七八匹，吃了早饭去赶集，卖给咱们贸易局。”

（七）办工厂实现军火自给

我县在1939年晋西事变时，中离特委给了二十多支枪，武器不足，除了打溃兵和缴获敌人枪支外，民兵发明了了打牛枪运动，它虽然只能打一发子弹，但总比大刀、长矛强。这是我们民兵集体智慧的结晶。我四区民兵后来把马头山上开的八百亩地，当作军火田，人人扫硝，家家熬硝，加之我县武委会高鹤年、任仰山同志领导办起了一个军火工厂，自打牛枪、自造地雷和手榴弹，基本上实现了军火自给。

我们四区党、政、军、民靠团结一致终于战胜了日寇的残酷“扫荡”、步步“蚕食”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渡过了1941年到1942年最困难的岁月，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

(据《吕梁党史资料》第五辑 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4月编印 作者 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