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梁精神的教育记忆与红色叙事研究
□ 高小丽
教育记忆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成为国民意识、民族意识的重要精神来源。吕梁精神,作为中国革命历程中的伟大中国精神之一,承载着丰富的教育记忆与深刻的教育价值。吕梁精神凝聚了对党忠诚的坚定信念、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以及敢于斗争的英勇品质。通过教育这一途径,吕梁精神得以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教育场所,都成为了传承吕梁精神的重要阵地。传承红色记忆,不仅是党和国家在意识形态工作领域的重要内容,也是党和国家整合社会力量、提升国家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
一、吕梁精神的教育记忆
法国学者皮埃尔.诺拉(Pierre Noora)在论述“记忆之场 ”时认为:从 “场所”一词的三种意义上来说,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借助诺拉的观点来看,吕梁精神的教育记忆凝聚了三层含义的记忆之场:实在的物质性记忆之场,如校舍、雕塑、纪念碑等;象征性记忆之场,如升旗、入团入党宣誓等各类教育仪式;功能性记忆之场,如教科书等。
实在的物质性记忆之场指校舍、雕塑、纪念碑等体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实物、抗战器械等物质层面吕梁精神的教育记忆。晋绥根据地校舍、雕塑、纪念碑等实物,以及抗战器械等物质层面,深刻体现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吕梁精神教育记忆。在吕梁地区,许多学校都建有体现吕梁精神的校舍和雕塑。以英雄烈士贺昌命名的吕梁市贺昌中学, 用120师部队番号命名的一二○师学校,均彰显了革命文化和红色底蕴,成为培养新时代青年,弘扬革命精神的重要阵地。
一些学校建立了革命历史陈列室或纪念馆,收藏和展示了大量革命历史文物和史料。这些记忆之场不仅见证了革命年代的英勇与牺牲,也在和平年代通过纪念馆等形式得以传承和弘扬。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杨尚昆、贺龙、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在吕梁战斗生活过,留下了红军东征指挥部、晋缓边区首府、中央后方委员会、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驻地等176处主要红色革命遗址,见证了吕梁儿女为中华民族解放和中国革命胜利作出的巨大贡献。纪念馆不仅是党员干部加强党性教育的重要场所,也是广大群众培养爱国情感、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阵地。这些记忆之场和纪念馆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更是传承和弘扬吕梁精神的重要载体。吕梁精神的教育记忆在物质层面上的体现是全方位、多层次的。这种物质性的记忆之场,不仅丰富了学校的教育资源,提升了学生的历史素养和红色文化认同感,更为吕梁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象征性记忆之场即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活动,如升旗仪式、宣誓活动等。通过升旗仪式,学生们能够深切感受到五星红旗所代表的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耀,这种情感上的熏陶和感染,对于学生们理解和传承吕梁精神中的忠诚与奉献品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宣誓活动,同样是吕梁精神教育记忆中的一大亮点,不仅让学生们深刻认识到自己肩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更是对他们未来行为的一种规范和约束。除了升旗仪式和宣誓活动外,吕梁市还通过举办各类主题教育活动、创建红色教育基地等方式,不断丰富和拓展吕梁精神的教育记忆。这些活动和教育基地以生动多样的形式,再现了革命历史的波澜壮阔和英雄人物的感人事迹,使得吕梁精神的教育记忆更加鲜活、立体。吕梁市充分发挥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优势,统筹利用全市410多处红色教育基地作用,精心打造18处党史学习教育基地,出台《关于利用红色教育基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意见》,目前为止有168万人次党员干部、群众接受红色革命教育。
吕梁精神的教育记忆在功能性层面的体现,主要通过教材资料、文字记载等符号性记忆载体来传递。在众多的功能性记忆载体中,教材资料尤为重要。它们以系统化的知识呈现,将吕梁精神的内涵、历史背景、英雄事迹等编入其中,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全面、深入地了解吕梁精神。这些教材资料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知识,更是传承吕梁精神的重要工具。文字记载也是功能性记忆之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记载包括革命历史文献、回忆录、口述历史等,它们以生动的语言和真实的情感,再现了吕梁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的英勇事迹和坚定信念。如由当代著名作家马烽、西戎合著的《吕梁英雄传》,是我国第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抵御日本侵略者的长篇小说,是当时鼓舞和激励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活教材”,歌颂吕梁人民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是吕梁精神的集中体现。这部作品为吕梁精神的教育记忆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和平台。《吕梁精神人物故事汇编》中的英勇事迹和革命精神,深深感染着读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吕梁精神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
二、红色叙事中的吕梁精神教育记忆
(一)对党忠诚——文教政策与教育活动的生动展现
吕梁精神中的“对党忠诚”在文教政策与教育活动中得到了生动展现。这一精神不仅促进了吕梁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
1、文教方针与文教政策
教育方针政策,是引领各类教育发展的指针,也是促进教育发展的保障。晋绥革命根据地一直注重教育方针政策的制定。
晋西北行政公署成立后不久,就于1940年3月6日制定了教育纲领,提出“统一战线的思想与实践的教育应广泛开展,并培养精诚团结之精神……深入反汉奸投降派的教育,实为动员群众坚持抗战巩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任务”。在抗战时期,吕梁地区的文教方针和政策紧密围绕“一切为抗战服务”的宗旨,体现了高度地对党忠诚。1941年5月颁布的《晋西北教育宗旨及教育方针》,规定边区的教育宗旨是“以革命的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行署施政纲领为准则,实行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以提高晋西北人民的文化政治水平与生产技能,使教育为抗战建国而服务”。这一方针强调文教的民主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旨在通过教育提升民众的文化素质和思想觉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力量。同时,文教政策还注重将党的抗日救国基本方略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确保教育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成立之后,1943年2月颁布了《晋西北中心小学暂行办法》。同年10月,颁布了《关于晋西北中等学校教育的决定》,明确规定了中等学校教育的任务是“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培养干部和小学教师……”。强调中等学校坚持新民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坚持为抗战救国服务,为人民服务。
对党忠诚不仅体现在政策的制定上,还体现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各级教育机构和广大教育工作者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将党的教育方针和政策落实到具体工作中,为培养更多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不懈努力。
2、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情况
晋绥根据地的基础教育全面贯彻中共抗日救国基本方略,注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革命精神。在敌占区设有流动小学、游击小学、两面小学、隐蔽小学。小学生在课余时间轮流站岗、放哨、盘查行人,非常认真负责,有力支援了抗战工作。临县小学生还抓住了盗贼和5个逃兵。同时,还建立了学校通讯网,创造了通讯暗号,经常为部队送情报。在该方面成绩突出的有兴县、文水、离石等县。离石小学成立儿童宣传队,宣传生产、时事、拥军、巩固金融等,还组织儿童纠察队,每天轮流放哨。在寸土寸血的战争环境中,基础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践行对党的忠诚意识。
晋绥革命根据地的中等教育承载着培养未来干部与在职干部的任务,晋绥中学在课余开展的活动主要有抗日宣传活动,配合游击队抗日,开展文体娱乐活动、演唱抗战歌曲,协助边区开展如征收公粮减租减息政策宣传的工作,类似课余活动既支援了抗战,又锻炼了能力。
晋绥边区的社会教育和冬学运动中,主要任务包括广泛进行锄奸教育,积极服务于党的教育方针。这些教育活动不仅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还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识字教材中,吕梁地区注重融入对党忠诚的教育内容。教材中不仅包含基础的文字知识,还通过讲述刘胡兰等英雄人物的英勇事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忠诚意识。这些英雄人物的事迹成为了学生心中的榜样和力量源泉。课程内容中紧紧围绕抗战救国这一中心工作,如1940年小学国语课本中有这样的内容:西北民众,赶走叛军;今年一月,开辟新政;续牛主任,建立行署;救国救民,大众拥护;六大政纲,颁布施行;团结抗战,解除民困。
(二)无私奉献——晋绥儿女和教育事业的互动品质
无私奉献的教育记忆在吕梁精神红色叙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晋绥儿女们革命斗争历史的真实写照,更是激励后人不断前行的精神动力。教育领域内的典范人物与事迹仍旧历历在目。
在晋绥根据地的教育领域,刘菊初、刘少白、牛友兰、李林、续范亭(范亭中学)、牛荫冠等先驱人物积极参与教育活动,义务讲学、出资兴办学校,成为吕梁精神的生动写照。特别提及创办贺昌中学的首任校长刘菊初,为吕梁山培养了张叔平、贺昌等杰出革命人才。他在《烈士贺昌》中写道:“尔时凡涉及马克思主义等类著作称为新书,旧政府意在禁止之列,烈士则偷偷浏览,余知之而不问。”,表现出大国良师的无私风范。在吕梁市贺昌中学创建初期,刘菊初带领师生克服各种难题办教育,“没有教室,学生就在炎热和严寒的露天上课;没有桌凳,便坐在石块上,用膝盖当课桌;没有宿舍,搬石头垒;没有粮食吃,上山开荒种地。师生为了革命胜利,利用课余时间从纺线、织布、纳鞋底到开荒种地搞副业,什么都干。”
岚县高级小学教员程天长,他在教学中善于启发学生思考问题,担任的历史等课程深受同学们欢迎。他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讲解,激发学生们的爱国热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120师来到岚县,他为抗日军队筹集粮草及军需物质,积极从事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鼓励青年人参加抗日救国活动。许多进步青年在他的指引下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
“晋西事变”之后,程天长担任了岚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督学,任教育科科长。他经常在群众中宣传新政权的政策,用通俗的语言向人民群众说明新旧政权的区别。他说:“阎锡山的旧政权像破落地主一样,是走下坡路的,是压迫老百姓的;新政权是人民的政权,抗日的政权,是走上坡路的,我们应当拥护新政权。”
通过他们的努力,吕梁的教育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为抗战胜利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涌现出了一众优秀的学生典范。他们不仅在学校中表现出色,更在社会活动中展现出了卓越的能力和无私的奉献精神。这些学生中,既有中小学的领导干部,也有青年才俊和社会活动人士。
汾阳中学的师生们毅然决然投身到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汾阳中学成为了一所培育革命火种的摇篮。他们有的奔赴前线,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有的留在后方,为革命队伍提供着源源不断的知识和人才支持。无论是哪一种选择,都体现了汾阳中学师生们对于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和无私奉献精神。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私奉献精神赓续延绵。《交城县志》的撰写人燕居谦是吕梁市委、市政府命名表彰的 “当代吕梁英雄”之一,征集县志资料时,与死神赛跑,带病出差,夙兴夜寐,为国家节约经费直到生命尽头,以顽强的毅力完成了140万字的《交城县志》编写任务。1985年孝义出现的英雄母亲马牡丹,奋不顾身三次扑进火海,救出邻家儿童,她本人和亲生儿子却因烧伤过重,在医院抢救无效而逝世。马牡丹践行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崇高幼教精神,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为她亲笔题词“伟大中华的母亲马牡丹烈士名留千古!”。
(三)敢于斗争——抗日战场和革命学校共同铸就的精神
敢于斗争,作为吕梁精神的核心要素之一,贯穿于吕梁地区的革命历史之中。吕梁精神的教育记忆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和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激励和鞭策。在红色叙事中,抗日战场的英勇事迹和革命学校的斗争故事共同构成了敢于斗争教育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1、晋绥根据地学校英勇无畏的师生
在晋绥根据地,学校的师生们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更是革命的先锋队。他们不惧斗争,勇于迎接挑战,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不惧斗争,迎接斗争”的吕梁精神。
在1925年的五卅反帝爱国斗争中,铭义、河汾中学的学生们韩寿萱、刘有刚、郭维秀(王森)、李旭东等共青团员相继转为中共党员,并在中共太原支部领导人张叔平的帮助下,建立了山西最早的区域性地方党组织即中国共产党汾阳特别支部。这些学生党员们不仅在学校内积极组织革命活动,还深入工人、农民中开展国民革命运动,展现了青年学生的革命热情和坚定信念。
汾阳中学与铭义中学的霍文新等学生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成为革命思想的传播者和组织发展的骨干。他们经常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思想宣传和组织工作,为革命事业培养了大量后备力量。在学生领袖的带领下发展起包括中共汾阳铭义中学支部、中共汾阳河汾中学支部、中共汾阳神道学校支部、中共汾阳崇德女校支部等在内的学校党支部,开展以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为载体的国民革命。
在抗日战争时期,抗大七分校及各级中小学的师生们积极参与抗战,他们不仅在课堂上学习革命理论,更在战场上与敌人英勇搏斗。岚县高级小学教员、岚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督学、教育科科长程天长被捕后大义凛然,面不改色,痛骂日本鬼子和汉奸走狗,不朽的忠魂屹立于汾河岸边。刘胡兰等儿童团员的事迹更是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人,她8岁上村小学,10岁起参加儿童团,被选为村儿童团长,带领伙伴站岗放哨查路条,侦察敌情,运送武器弹药等。刘胡兰面对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刑场就是战场,英雄斗志如钢。
2、教材中敢于斗争精神的内容挖掘
在晋绥根据地的各级各类学校教材中,都渗透着敢于斗争的精神内容。这些内容不仅丰富了学生的学习体验,更培养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和爱国情怀。
小学语文教育:通过讲述英雄人物的故事,让学生在阅读中感受到斗争的勇气和牺牲的精神。同时,教材中的课文也常常引导学生思考如何面对困难和挑战,培养他们的坚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在干部教育和社会教育领域,更是将敢于斗争的精神作为重要内容加以强调。通过组织学习革命历史、参观革命遗址等方式,让学员们深刻认识到斗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还通过实践锻炼和模拟演练等方式,提升学员们的斗争能力和应变能力。数学教育与自然常识方面,虽然这些学科看似与斗争精神无直接关联,但在教学过程中也可以巧妙融入相关内容。例如,在数学教学中可以通过解决复杂问题来培养学生的坚韧不拔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在自然常识教学中则可以引导学生关注国家安全和科技发展等方面的问题,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和斗争意识。
教育的使命在于培养人、塑造人,而吕梁精神正是这一使命的重要载体。通过弘扬吕梁精神,学校不仅传授了知识,更培养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革命精神。这种精神的力量,使得吕梁的教育事业在战争年代依然能够蓬勃发展,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三、吕梁精神教育记忆对当代教育启示
吕梁精神作为一段深厚而宝贵的历史记忆,其蕴含的价值与力量超越时空,穿透古今。将吕梁精神系统地纳入幼儿园、中小学及大学的教育体系,不仅是对历史记忆的尊重,更是对当代学生精神世界的滋养。通过课程设计、教材编写、跨学科教学、主题活动、社会实践以及教师培训等多维度措施,确保吕梁精神成为学生学习生活的一部分,从而培养其坚韧不拔、勇于担当的品格。
在课程思政体系中,吕梁精神应成为培养学生道德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重要载体。通过明确的教学目标、整合的教学资源、创新的教学方法、丰富的实践活动以及家校合作等机制,使吕梁精神深入学生内心,成为他们面对未来挑战时的坚定信念和行动指南。
把吕梁精神作为推动教育振兴的有力抓手,以吕梁精神为引领,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责任感教育,提升教育质量;鼓励教师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素养,打造一支忠诚于教育事业、勇于担当的教师队伍。
将吕梁精神融入教育记忆、融入乡村振兴、融入吕梁护工、融入汾酒文化、融入社会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四、吕梁精神在教育记忆中的创新发展
吕梁精神的传承具有多元性和互动性,构建吕梁精神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传承方式不仅有助于全面提升青少年对吕梁精神的认知水平和情感认同,更为培养具有革命精神的新时代青年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校作为青少年成长的重要场所,肩负着传承吕梁精神的重要使命。在课程设置上,学校将革命历史课程纳入教学体系,通过系统讲授吕梁革命历史,使学生全面了解吕梁精神的产生背景、发展历程和丰富内涵。家庭在吕梁精神的传承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任教育者,通过讲述家族中的革命故事、传承优良家风家训,将吕梁精神融入家庭教育中。社会则为吕梁精神的传承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平台。政府和社会各界积极推动红色教育基地的建设,如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古今吕梁英雄群像谱等,不仅能为青少年提供实地参观学习的机会,更成为他们接受红色教育、感悟吕梁精神的重要阵地。此外,红色旅游也逐渐成为传承吕梁精神的新兴方式。
在新时代背景下,吕梁精神的创新发展需要紧密结合时代特点,如将吕梁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引导青少年儿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家国情怀和责任意识。
吕梁精神在教育中的创新发展还需要注重教育方式的革新。借助现代信息技术的力量,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打破时空限制,重现革命历史场景,让青少年身临其境地感受吕梁精神的伟大力量。同时,通过互动式、体验式的教学方式,激发青少年的学习兴趣和参与热情,使其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接受红色教育。
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吕梁精神的教育记忆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随着国家文化战略的深入实施,红色文化教育被赋予了更高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价值。吕梁,天地之骨脊;吕梁精神,中国革命精神谱系中的璀璨明珠,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其教育记忆的传承与发展必将在新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作者系吕梁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