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值得”这四个字，足够珍惜、珍藏一生了。

我是去年在一辆出租车上，看到这四个字的。那是一个秋日，我坐在出租车的后排，偶然间，看到后视镜上，挂着一个红色的吊牌，长方形的，上面写着“人间值得”。开车的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看样子，很沉稳，也很本分。之前，很多的出租车上，也都挂着这种吊牌，有的是挂着一个葫芦，有的挂着“恭喜发财”，有的挂着观音菩萨，也有的挂着一个“忍”字。我想，挂什么吊牌，一定与司机的喜好，或信仰有关，也一定与司机的修养相关。挂“人间值得”吊牌的，肯定是他喜欢这四个字，他珍惜这四个字的分量，或者说，他热爱这个人间，热爱生命、生活。那天，我坐在后排，用手机，把这个吊牌，拍了下来。那时，我在想，一个出租车司机，整天风里来雨里去，起早摸黑，拼命拉客。遇到运气好时，一天下来，赚个三五百元，赶上运气不佳时，耗上一天，也指不定能赚几两碎银，说不准，还不够交份子钱。但，就是这样的日子，他也坚信：人间值得。这就是活着的定力，活着的滋味。我很敬佩那个出租司机，也很敬重那四个字。

如今，六十多年过去了，在这个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日子里，闭着眼睛一想，那些人间中的风风雨雨、宦海沉浮、恩恩怨怨，都过去了。所有的人间疼痛，也都过去了。有人说：“感谢生活。”我说：“感谢人间，感谢在人间的这一遭。人间真的值得。”

尘世中的一切都安静下来后，我喜欢一个人，独坐在窗前，看窗外月季花的绿叶、花朵，还有那些星星点点的刺，一片叶子黄了，一朵花枯萎了，慢慢地落在地上，那么安然、安逸；也喜欢一个人，在一条小径上散步，不看小径之外的高楼不听汽车的鸣笛，只在乎小径的清爽与宁静。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最适合回忆，最适合品味。无所谓主题，无所谓对错，也不再分轻重缓急。此时，我就像一根随风摆动的柳条，一池春水中游来游去的一只野鸭。或者是，在一个黄昏，独自坐在树林中一只条椅上的一个老者。落日中，正陷入散漫的回忆。

一只小麻雀，落在一棵银杏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了几声。多好听呀。六十多年间，都在为生计、功名奔波，已厌倦了那些轰轰烈烈，跌宕起伏。此时的我，只要一眯起眼，就会想到，年少时，我们兄弟三人，睡在一条土炕上，整夜关注孵小鸡的情景。那时，我们住在汾阳县城指挥街13号的一个大杂院中，大院北面是五间窑洞，中间三间归原房主，两边各一间为房管会的，分配给我们家居住。父母住西边一间，我们住东边一间。那一年，我们家喂的一只老母鸡，开始孵小鸡。父亲怕院子里的其他鸡，糟蹋老母鸡肚底孵的那些鸡蛋，便找来一只柳编的筐子，并在筐子底，铺了一层麦秸，然后，把鸡蛋一颗一颗摆了进去。最后，再把老母鸡放进去。用现在的话说，就相当于一间产房。这个孵鸡的筐子，父亲就放在我们住的那间窑洞里。这样，既安全又凉快。白天有时候，老母鸡就跳出筐子，到院子里找食吃，不过，时分不大，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还是跳进筐子里孵小鸡。这个筐子的位置，离我们睡觉的土炕很近。夜里，熄灯后，我们弟兄三个，就爬在枕头上，看一会孵小鸡。一边看一边掰着指头，数小鸡孵出的时间。有一天傍晚，父亲告我们说，那些小鸡今夜就要破壳出来了。我们三个听了很兴奋。那一夜我们就都爬在枕头上，谁也不肯睡去，三双眼，都在盯着筐子里的动静。果然，到后半夜，老母鸡肚底的那些鸡蛋，就有小鸡一个个破壳而出，毛绒绒的，个个都很可爱。那一夜，我们弟兄三个，都没睡。直到天亮后，才跑到西边的窑洞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想想，那个时候，我们弟兄三个，是多么的亲热、亲近。那一条土炕上，不知留下了我们多少美好的夜晚。在父母眼里，我们又何尝不是三个很可爱的小雏鸡呢。之后的岁月里，我们都长大成人，各自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日子中，总是离多聚少。一晃已一个甲子过去了，多么留恋那窑洞、那土炕、那些夜晚。尤其是父母走了之后，从血缘关系上讲，兄弟就是最亲近的人了，真是打断骨头还连着筋的关系。这份兄弟情，是值得一生珍惜的，那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是一脉相承的血缘。

算起来，大学毕业已经41年了。这么些年里，每次聚会，同学们都会回忆起当年在一起学习、生活的一些事情，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每一次分别，都是依依不舍。1980年，我才17岁，就考入山西大学中文系，来到太原求学。说实在的，我很知足。原因之一，就是我考进了我喜欢的专业——文学。仔细回想一下，如果我当时，插了队，顶替上了班，或者考到别的专业，我的人生之路，就又是另一个版本。我发表的第一篇散文《甜苣》，就是在写作老师孙秀乾先生的指导下，发表在《大学中文刊授》上的。那是一个很薄的册子，但，很正规，还有书号，这篇散文，应该算我的散文处女作，我把它收在了散文集《白菜花》中。也就是从大学时期，我就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这一走，就是40多年。孙秀乾先生还为我起了个笔名“河清”，并注明意为“黄河清，圣人出”。多年间，我断断续续用过一些。能看得出孙先生对我的期望与鼓励。毫无疑问，是山西大学中文系，把我培养成了一个作家。我为我的选择骄傲，此生值了。记得，读中文系期间，我与几个文学爱好者，在家乡，办起了春笋文学社，油印了《春笋》刊物，封面是我在刻蜡版纸上画的，画面是一个大春笋，寓意着我们的文学事业蒸蒸日上，我们的文学梦，如雨后春笋一般。在大学里，我还加入了春禽文学社，并积极撰写稿件，帮助油印《春禽》刊物。想想，那真是一个文学家的梦想天堂，一个梦想起飞的地方。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大学毕业前，我就写出了《谈谈微型小说的写作》，被《中小学生拼音报》连载，并完成了毕业论文《比较〈金钱〉和〈子夜〉的结构与人物塑造》，刊登在《山西文化》上。那个年代，我的空气中，无时无刻都弥漫着文学的味道。还有我的诗歌老师马作楫先生，多少年间，我们亦师亦友，书信之间，谈诗歌、谈人生、谈处世。我24岁，出版第一本诗集《青春的折光》时，马作楫先生还为我写了序言《执着的追求》。他写道：“这是一片桃李情染绿了的诗心在跳动，也是对诗爱的真诚的心在心心呼应。”就是这桃李情，不仅染绿了诗心，更染绿了我们的师生情。之后的日子里，我多次去山大拜访马作楫先生。我把他送我的《马作楫文集》摆在书柜里，把与他的合影，珍藏在影集中。那些书、那些照片里，都写满了：人间值得。

从人生历程上来看，我算是很幸运的一个人。念大学，上了自己喜欢的中文专业。毕业之后的工作，又大部分都与文学、文字有关。最早在山西杏花村汾酒厂宣传部工作，调回县城后，便从事秘书职业。之后，一直在广播电视部门，担任领导干部，直到退休。回过头来看，有些事是很蹊跷的，仿佛是命中注定，又像是一种缘分。我一参加工作，在汾酒厂宣传部，结果退休时还是在市委宣传部；离开汾酒厂时，我是广播电视站站长，回到县城后，在广电领域领导岗位一干就是二十四年，退休前还兼任着汾阳广播电视台台长；在汾酒厂我拿到了《山西教育报》的第一个记者证，退休时，我交回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记者证，期间，取得了记者的中级职称，并被授予“新闻采编专家”称号。这些好像都是冥冥之中的事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我来说，一生喜欢文学，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写过材料，当过秘书，搞过新闻，从事过宣传工作，而且，一辈子与文学不离不弃，写作、发表、著书立说，存留后世，值了。

事业和爱情，是人生两件重要的事情。我与爱人最早相识，也是因为文学。上大学读中文系时，我们几个同学，组织起了春笋文学社，办起了《春笋》油印刊物。那个年代，没有激光照排，也没有电脑打印，文学社的成员写好作品后，就要找熟人打印。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短篇小说《春种秋收》，放假后，就回老家找人打印。那时，年轻认识人少，更不知道谁家有打印机。我的三姑就帮我找到了县政府办公室的同学，她是打字员。她接下我的手稿后，便应了下来，答应不忙时，帮我打。没几日，我的那个小说就打印好了，我校对后，便正式印了出来。之后，就和其他文学社成员的稿子，装订成册，便产生了第一期《春笋》。又一个假期到了，为了表示对打字员的感谢，我买了一个玻璃小杯，送给了县政府办公室帮我打印小说的打字员。她就是后来我的结发妻子，那时，我们就认识了。应该说，是文学牵起了我俩的姻缘，让我们相爱终生。结婚后，回忆起当时的相识，她告诉我，那个水杯她一直珍藏着，放在她们家窑洞的壁柜里。我的那本《春笋》油印刊物，也一直保存着，放在我的书柜中。什么是缘分，这就是，值得一生珍藏。

没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我也是。仕途上，我在而立之年，被任命为汾阳县广播电视局副局长，不惑之年，主阵汾阳广电。从副局长到一把手，在汾阳广电一干就是24年。2010年至2017年，还兼任中共汾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这个连芝麻官也不算的“小吏”，给了我一次施展领导才能的机会。也就是相当于，我在汾阳广电做了14年“将军”。说真的，我当得很难，但又当得很值，很快乐。难是难在这个摊子，缺钱、缺人、人事关系复杂；值是我在任期间，彻底重塑了汾阳广电的形象。14年中，汾阳广电资产不断壮大，事业发展如火如荼，好作品频频获奖，文明建设从县级文明单位，一路攀升至山西省文明单位。可谓是一路艰辛一路歌。那些年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别人称呼你个什么长，而是我的价值能变成干部群众的口碑，我的爱好特长能变成工作的本领。在人的一生当中，什么是幸福，能把个人的智慧变成社会实践的行动，能把自己的爱好与工作结合在一起的，这就是幸福，再苦再累也是快乐的。当官不在大小，不在长短，做点事，做好一点事，就好。此生值了。

人间值得的事太多了。在这条漫漫的人生路上，无论荣华富贵还是苦难重重，无论健康还是疾病，都是我们活过的生活，都值得珍惜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