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 昱

今天是11月8日，第27个中国记者节。

刚过立冬，秋意渐收，浅寒初生。想起1991年我走进吕梁日报社大门时的样子，仿佛就在昨天。35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够一个婴儿长成中年人，够一份报纸从铅字排印换成激光照排。趁着这个日子，我想和共度记者节的同仁们，说几句心里话。

初心缘起——文字的火种

先说我对记者的认知。

没入行的时候，我以为记者就是“写文章的人”，把发生的事情写下来，登在报上，让人看。入了行，干了35年，才慢慢咂摸出一点滋味：记者，是时代的记录者，是历史的见证人。国家的大事、百姓的琐事、灾难面前的坚守、平凡日子里的微光，都要靠记者的笔，一笔一笔记下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话说得宏大，可落到日常，就是采访、记录、核实、写稿、见报，周而复始。记者的作用，说到底，是让该被看见的被看见，该被记住的被记住，让真相站得住脚，让历史经得起追问。记者的笔下，有千钧之重。

这份认知不是天生的，是慢慢长出来的。

我从小喜欢写作。最初给我引路的，是鲁迅先生的文章。上学那会儿，只要是鲁迅的文章，我逮着就读，《呐喊》《彷徨》《朝花夕拾》……读不懂的地方很多，可就是喜欢，喜欢他文字里那种直指病灶的锋芒。后来知道他“弃医从文”的事，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学医，救治人的躯体；写文章，唤醒人的灵魂。鲁迅先生放下手术刀，拿起笔，就成了“革命的战士”，用文字向旧世界开战。少年的我，就认定了：文字是有力量的，是能当枪使、当剑用的。

后来，又读到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那篇文章，我至今记得读时的情形。抗美援朝战场上那些年轻的战士，被魏巍的笔一个个写活了：松骨峰上打剩的连队，防空洞里就着雪吃炒面的战士……读着读着，眼眶就热了。“最可爱的人”这五个字，从此成了几代人对志愿军战士共同的称呼。几十年后，我在电影院里看《长津湖》，看着银幕上那些冻成冰雕、依然保持着战斗姿态的战士，我情不自禁地流泪了，不由得举起右手，对着影片上的冰雪丰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那一刻我忽然想起少年时读过的魏巍——“最可爱的人”，原来一直住在我们心里。这，就是文字的力量。

而真正让我理解“记者”这两个字的，是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采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1966年，这篇通讯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传遍大江南北。兰考的沙丘、泡桐，焦裕禄同志捂着肝病下乡，藤椅被顶出个大窟窿……穆青他们是用脚步踩出来的稿子、用心焐热的文字。读那篇文章，我忽然就明白了：记者不是坐办公室写字的人，是往泥土里扎的人，是替百姓说话的人。好稿子不在案头，在田埂上，在炕头上，在那些最平常、又最沉重的生活里。从那一刻起，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

躬身践行——三十五年笔墨征程

真正拿起笔投稿，是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

那时候《语文报》办得正红火。我鼓了不知多少勇气，把一篇习作悄悄地寄了过去。没过多久，竟收到了编辑的回信。信上的字不多，大意是鼓励我继续写。就是这封回信，像一星火苗，把我心里那堆柴点着了。那位编辑大概永远不会知道，几十个字，改变了一个学生的一生。此后，我一篇一篇地投：诗歌、散文、小小说、小杂文。退稿信收到过，回信也收到过，不管怎样，我都接着写，接着投。终于有一天，我的散文《喜欢清晨的鸟鸣》在《语文报》上刊登了出来，680字。那680个字，我翻来覆去看了一遍又一遍，连标点都背得下来。再后来，《吕梁日报》刊登了我的第一首诗《搀扶》；《山西文学》《火花》上渐渐有了我的名字，还上过《新星诗刊》《诗刊》。在同学中间，我成了那个“会写的人”。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会写”，哪里是什么本事，分明是一腔热情——不知天高地厚，只知喜欢。可正是这份不知天高地厚，一路推着我，把我推到了新闻这条路上。

1991年，我调进吕梁日报社。

先在办公室，给社长写材料；后来岗位从办公室移到了总编室，又给总编辑写材料。从那时起，算是真正入了新闻的门——成了总编室一名编辑。只是我这个编辑，和专注写稿编稿的编辑还不一样，干的是编务：汇总大样，把总编、各位副总编的修改意见逐条梳理，落实到版面上。这是细碎的活儿，天天跟大样、红笔、改样打交道，熬夜是家常便饭。可也正是在那间办公室里，我守着大样，看一条条新闻怎样被改出来、定下来、印出去，慢慢懂得了什么叫版面，什么叫新闻，什么叫责任。

编务的活儿干着，我也抽空写。写消息，但更爱写通讯。消息短小，通讯绵长；消息是骨架，通讯有血有肉。我偏爱通讯，因为通讯里能装下活生生的人，能装下感情。写好了，送给总编辑审阅，签发了，落到版面上——那感觉，像种了一年的庄稼终于开了镰。

2000年，我竞聘为记群部副主任。从那以后，从本报记者的300字短讯，写到3000字的报道，再到整版8000字的大稿，直到出了28万字的作品集。字数是往上长的，路是往下扎的。要问什么体会，就两句：采写一篇新闻的过程，是“累而兴奋”；新闻见报的时候，是“兴奋而累”。累，是真累——为了一句话要跑几趟，为一个数字要核实半天，为了赶稿子整夜不合眼；可兴奋，也是真兴奋——当自己写的人和事印在纸上，被万千人读到，那种快乐，是任何别的事都给不了的。

35年，就这么跌跌撞撞走过来。从干事、科员、助理记者、记者，到主任记者、高级记者。职称一级一级往上长，头发一根一根往下掉。如今回头，才慢慢悟出记者的“幸福”和“痛苦”。

记者的幸福，是见证。你见过这个时代最真实的样子：有人哭，有人笑，有人咬牙撑着，有人悄悄发光。你把这些记下来、写下来，多少年后，还有人翻着泛黄的报纸，看见那个时代的样子——这里面，有你的一笔。

记者的痛苦，也不止是身体的煎熬。采访要跑，写稿要熬，家里的大事小情常常顾不上。更要紧的，是思想上的熔炼。真相与表象拉扯，真话与杂音较量，手里这支笔往哪儿落？每落一笔，都是掂量。你要对得起事实，对得起当事人，对得起读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四样常常打架，打架的时候，就是最苦的时候。可也正是这痛苦，熔炼了一个人。

叩问坚守——不止是热爱

这些年，我愈发喜欢读书。每到一地，无论行程多紧，总要找一找当地的书店，挑上几本书塞进旅行包，才觉得这一趟不虚此行。有的书沉下心逐字细读，细细品味；有的书只是随手翻阅，不求甚解。于我而言，书即是良友，读书如同与知己促膝闲谈。闲来也爱写下读书笔记，那些纸页间生出的感触，有时会整理成读书体会，短则千字，长至三四千言。

读书日里，我常会想起朱熹那句诗：“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书是滋养心灵的活水，新闻同样如此。一个记者的 “源头活水”，不在安静的办公室里，而在人民群众中间，在火热鲜活的生活现场。谁离群众更近，笔下便涌动源源不断的活水；谁肯俯身替群众发声，文章才有沉甸甸的分量。

当年驻村扶贫，在石楼县马家山村扎根数年，泥土沾过裤脚，民心记在心头。泥土给我新闻的底气，书本给我认知的根基。我愈发懂得：脚下的泥土有多厚，笔下的真情就有多深。人世之中，机遇禀赋各有不同，权力自有层级，唯有知识不设蕃篱，对每一个愿意亲近它的人敞开大门。

只是读书久了也生出一层感慨，一本书的厚薄，从来无法衡量文字内里的温度。

如今，传统媒体记者的境遇，已和十五年前大不相同。移动互联网浪潮奔涌而来，融媒体蓬勃发展，人人都有话筒，人人皆可发声。“人人是记者”，这话不是空话，却也终究是大话。我也常常在心里叩问：新闻的流量，就等同于新闻的力量吗？没有事实，没有边界，没有责任，没有良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纵有再多流量，也无法传承，只会沉淀成尘。

可即便如此，年岁渐长，鬓间早已有了风霜，心底那份热忱却不曾褪色。我依旧习惯观察世间百态，把所见所感、所思所悟，诉诸笔端。除了日常工作，就是伏案写作，也常站上讲台，把从业的点滴讲给青年学子、同行同仁。望着台下一双双清亮有神的眼眸，总会恍然回望，想起当年收到《语文报》编辑回信的欣喜，想起在总编室灯下摊开的一张张吕梁日报大样，想起自己第一篇变成铅字的文稿。

写作这一路，各有各的眼光与评判。提笔半生，未必所有人都认同你的文字，偶尔也会听到不同的声音。但笔墨相伴数十载，我依然愿意守着这份表达，静静记录，慢慢诉说。

对新闻事业，我越来越觉得——

不止热爱。

热爱之外，是责任，是习惯，是命里注定：看见苦难想落笔，看见真相想说话，看见时代想留痕。是自35年前推开报社这扇门，便再也没有想过离开。

第27个中国记者节来了。我们一起过节的人，又长了一岁；可手里的笔，还热着。

以此文，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