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必须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也就是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一棵小树要成长为参天大树，要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一个基层干部要成长为封疆大吏，也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清初康熙年间，今方山县来堡村人于成龙能从一个基层知县，历经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成长为两江总督的封疆大吏，就充分说明良好政治生态对干部成长的必要性。
一、于成龙秉持“天理良心”，勤政清廉，勇于作为，政绩突出，是不断进步升迁的自身过硬因素
于成龙仕途比较顺利，三次举为“卓异”，官至两江总督，其首要原因是他“打铁首先本身硬”的个人因素。
（一）秉持“天理良心”，坚持治乱兴废，息盗安民
顺治十八年（1661年）45岁的于成龙被分配到偏远荒乱的广西罗城任知县。他凭着一腔热血，“典田卖屋”，筹措盘缠，以“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志，誓勿昧天理良心”的志向，毅然赴任。
当时罗城战乱刚停，匪多民少，城池毁弃。于成龙茅屋土案理政，深山老林缉盗。采用保甲法，防盗禁匪，劝民农耕，恢复生产；兴建学校，建养济院，收养孤寡老人。为此，于成龙被朝廷表彰为 “卓异”，任命为四川合州知州。
于成龙升任武昌知府时，“三藩之乱”爆发，贵州、湖南望风披靡。于成龙手下、麻城人刘君孚也接受吴三桂“副将伪札”，聚众策动叛乱。于成龙力排众议，亲自去叛贼山寨招抚贼首刘君孚。
于成龙调任黄州知府，又一次暴乱发生。于成龙兵分数路，主动出击，亲自带着黄州城里兵民几百人和几千乡勇，直抵叛军盟主何士荣的老巢。当叛军矢石密集，千总吴之兰战死，乡勇纷纷后退时，于成龙冒着如雨乱箭，纵马杀入敌阵。乡勇们转身奋勇作战，一举击溃叛军。战斗二十四天，全部讨平“东山贼”。
（二）敢于创新，勇于担当，创新土地政策，为国分忧
于成龙任四川合州知州时，经过长期战乱，下属三个县，在册平民只有一百多人，每年正赋仅十五两。于成龙发现流民乱跑，不愿开垦荒地的原因，主要是惧怕原主认业。长此以往，流民变成贼民。为了让老百姓安居乐业，于成龙采取了大胆举措，规定“禁止原主认业”，土地“凡一占即为己业，后亦不得争论”，并由政府主持为垦荒者区划田舍、登记注册。这就明确了新垦土地的产权，让老百姓吃了定心丸，极大地调动了老百姓垦荒的积极性。“新集者既知田业可恃为己有而无复征发仓卒之忧，远近悦赴，旬日之间户以千计”。不到二年，合州田地开辟，人口骤增。这项“禁止原主认业”的规定，15年后成为朝廷奖励垦荒的国策。
（三）坚持率先垂范，清正廉洁，严守法纪，勤勉不辍
于成龙清正廉洁，率先垂范。从政20多年，老百姓送他多个雅号。罗城老百姓叫他“半鸭知县”。《于清端公政书》记载，有一年于成龙的大儿子于廷翼从永宁州老家来看望他。临走时，他想给儿子带点东西。找了半天，只有一只咸鸭子，便割下半只让儿子带上。
在黄州府同知任上，老百姓叫他“于糠粥”。康熙十年，黄州发生了严重的旱灾，于成龙一边开仓赈灾，一边劝富豪人家解囊济困。他率先垂范，把仅有的一匹骡子“鬻之市，得十余两，施一日而尽”。无米下炊，于成龙就吃用舂米后糠皮磨碎炒熟做成的“糠粥”。
在两江总督任上，老百姓叫于成龙“于青菜”。“两江”，即江南、江西两省，范围包括现在的江苏、安徽、上海、江西四省市。来到江南富庶之乡，于成龙不改初衷，“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you）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老百姓因而亲切地称他“于青菜”。在他严格的约束下，“仆从无从得茗，则日采槐叶啖之，树为之秃”。
不仅自身过硬，于成龙反腐倡廉决不手软。康熙十九年，于成龙升任直隶巡抚，颁布了《严禁火耗谕》，同时禁止官员之间馈赠礼品。这年中秋节，大名县知县专门备了“薄礼”，送到巡抚衙门。于成龙十分恼火，立刻起草了《严禁馈送檄》，给予严厉通报批评。直隶送礼之风由此收敛。
于成龙升任两江总督时，亲手制定了《示亲民官自省六戒》《兴利除弊条约》。并公开声明：“本部院下车，以清介自持，誓不受属员一毫之馈送！”
正是于成龙过硬的个人节操，不仅落实了朝廷的倡廉思想，为下级作了表率，也为自己的晋升创造了条件，为构筑良好的政治生态做出了贡献。
二、从下而上，一批勤政廉洁、公正无私的上级官员的褒奖举荐，为于成龙铺设了良好的晋升台阶
历代吏治案例表明，廉能官员的健康成长离不开一批风清气正、爱廉肃贪的上级官员的保举简拔。
（一）广西巡抚金光祖的赏识廉能，大胆举荐，成为于成龙进入仕途后升迁的关键一步
金光祖任广西布政使时，恰遇康熙二年广西乡试，罗城知县于成龙被抽调去监考。当时众多官员穿着光鲜，只有于成龙“敝衣破履”。金光祖问他为什么穿得这样破旧。于成龙回答：“卑职初任罗城，未及三年，既无功于国，又无德于民，若华衣美服，何异于盗哉！”这番话使金光觉得于成龙志向不凡。于是多次与他座谈，于成龙如实地汇报了治理罗城工作，反映了民众疾苦，提出了严肃治吏、禁绝滥派、关心民众、发展生产、慎刑减负等施政主张。金光祖十分赞赏。并专门到罗城县视察，掌握了于成龙的廉能事迹。
清代初年，百废待兴，急需人才。朝廷要求各级保举廉能官员，并实行了严格的官吏考核制度。最优者由主管领导签字后举为“卓异”，直接提拔。因为罗城是典型的贫困县，各项经济指标落后，赋税少，对国家贡献小。于成龙虽然个人操守好，但政绩分数低，评语一般。已经升任广西巡抚的金光祖，审阅了于成龙的考核材料，对考核组的评定结果很不满意。把新任布政使和按察使叫来说：“其他人的情况不大清楚，于成龙的卓越表现，我十分了解。你们的考核不公道。如果不把于成龙推荐上来，我亲自向朝廷举荐！”
布政使和按察使不敢怠慢，只好给于成龙重写评语，竭力美言。金光祖便与两广总督卢兴祖共同上疏，称“罗城在深山间，民风顽悍。于成龙廉洁有为，建学馆，创养济院，任事练达，堪列卓异”。
康熙六年，于成龙以“卓异”升任四川合州知州。临行前，金光祖知道于成龙清贫，特为他备好了路费，并修书与四川总督、巡抚推荐。金光祖说：“我知你治罗有方，清廉卓绝，故上疏朝廷，全广西只荐你一人为卓异。当下国家正值用人之际，......望你切莫负我举荐之苦心。”于成龙十分感激，把自己对治理广西的建议，写成《再对金抚台问地方事宜》的文章，敬献给老领导。
（二）湖广巡抚张朝珍勇于担当，大胆任用，为于成龙走出人生低谷，平乱立功升迁奠定了重要基础
康熙八年，于成龙调任湖北黄州府同知。当时黄州匪盗猖獗，光天化日之下抢劫百姓。于成龙采取以盗治盗的办法，招抚了土匪头子彭百龄，令其捕盗自赎，将功补过。他还假扮乞丐，深入虎穴，然后寻机潜出，带领捕役将匪贼一网打尽。于成龙常微服私访，断案有方，为民请命，深受拥戴。张朝珍再一次推举于成龙为“卓异”。
康熙十三年，于成龙以“卓异”拟任福建建宁府知府，张朝珍上疏朝廷并得到批准，将于成龙转任湖北武昌府知府。为配合清军南下打击叛军，于成龙奉命造桥。当时梅雨连绵，洪水凶涌，大军没有到来，桥就被大水冲垮。于成龙因此获罪被革职。年近六旬的于成龙心灰意冷，打点行装，准备回老家永宁州来堡村当农民了。
在这逆境中，张朝珍特意将他安顿在府上住下，帮助处理杂务。于成龙在此接受了剿匪平叛任务，单枪匹马招抚了以刘君孚为首的叛军。接着又剿灭了久攻不下的黄金龙山寨，彻底平定了东山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
张朝珍很高兴，立即上疏朝廷，很快恢复了于成龙职务，被任用为黄州府知府。张朝珍还把于成龙的廉能表现和临危不惧、招抚叛军的特殊功绩，向朝廷写了专报，由此于成龙给康熙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康亲王的大力支持与举荐，成为于成龙垮入封疆大吏的重要环节
康亲王名爱新觉罗·杰书，是清代六大亲王之一。康熙十三年，康亲王奉旨率军南下平叛，后驻军福州，兼理当地政务。于成龙任福建按察使后，不计个人得失，多次到康王府汇报情况。一是为“通海案”平反。当时福建的监狱里关押着数千名普通百姓，罪名是“通海”。于成龙调阅案卷得知，原来为了打压台湾郑氏反清势力，朝廷颁布了《迁海令》，严禁民船商船私自入海。但沿海老百姓不出海打鱼贸易，无法生存，并不是给敌人送补给。于成龙向巡抚吴兴祚、总督姚启圣请求放人。吴和姚认为朝廷的严令，都不敢答应。于成龙亲自找到康亲王杰书申诉，并请康亲王到监狱里实地考察。康亲王久闻于成龙清廉大名，又亲眼看到他为百姓利益，敢于担责，深受感动。于是“悉从其请”，破例批准于成龙重审“通海案”，把数千名蒙冤百姓平反、释放回家。
二是解决清军扰民问题。数万清军长期驻扎福建，征调大量民夫服务军队。有些坏军官欺负老百姓，甚至抢民女做奴婢，百姓怨声载道。于成龙非常心焦，但又惹不起清军，便筹集银钱，赎买被劫民女回家。为此民众负担骤增，清军扰民毫无收敛。于成龙便放胆找康亲王汇报。康亲王听了，认为他小题大作，故意夸大事实。于成龙说服并陪同康亲王亲自调查，结果发现情况比于成龙说的还严重。于是，废除了无偿征调民夫的做法，严惩了一批违法乱纪、祸害百姓的军官。为此，康亲王专门上疏举荐于成龙，认为有这样为国操心的官员是大清之幸。并在回京后向皇上汇报，于成龙被提拔为直隶巡抚。
正是一批公正无私、爱廉举能的督抚官员的保举，不仅为于成龙晋升铺设了进步的台阶，而且本身构成了康熙时期良好政治生态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三、清朝初年，国家励精图治，康熙皇帝奖廉惩贪的思想，为于成龙的进步创造了宽松的从政环境
良好的政治生态是自上而下、全面、综合治理的成果。所以康熙帝十分注重用运思想教育、制定条规、重奖重用、树立榜样、严惩贪官等多种手段，营造良好的官场氛围。
（一）康熙皇帝颁章立制，整饬吏治，戒奢崇俭，奖廉惩贪，广开言路，营造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康熙帝认为“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执掌朝政后，首先端本澄源，宣明政治，表明反腐倡廉的吏治思想。他指出，“官以清廉为本，吏尤以廉为贵”，“从来民生不遂，由于吏治不清。长吏贤，则百姓自安”。他亲自撰写了《庭训格言》《勤俭论》《廉静论》等文告，提出“以俭养廉，廉吏必节俭”的思想。亲自带头节俭，诸王大臣效法，形成风气。
其次突出重点，狠抓关键。重点抓容易导致吏治腐败的中央各部院官员，官宦和督抚。他指出“大臣为小臣之表率，京官为外吏之观型。大法则小廉，源清则流清。（《康熙政要》卷六）”
其三，广开言路，鼓励上疏。采用以小治大办法，鼓励文武百官积极建言献策，风闻言事。由此，形成康熙年间“台谏多所弹劾，不避权贵”，朝野形成浓厚的反贪倡廉氛围。
（二）严惩贪官污吏，特简廉政官员，形成廉能光荣，贪腐耻辱的氛围
首先是重奖廉能官员，树立了清官榜样。于成龙出身汉人，学历副榜贡生，出仕年龄45岁，没有任何竞争优势。但仅凭清廉、能干，受到康熙皇帝的厚爱。康熙二十年，康熙帝两次召见于成龙，说：“尔为今时清官第一，殊为难得。闻尔昔在黄州，土贼啸聚，尔往招之，即时投顺解散，何以致之？”于成龙回答道：“臣惟宣布皇上威德，未有他能。”康熙听了非常高兴，给予重奖，说“知你家什凉薄，特赐内帑银一千两，朕亲乘马一匹”。奖励之后，觉得力度不够，又下旨提拔为两江总督，为百官树立了榜样。其时也重用了首席大学士吴公式，两江总督傅拉塔，直隶巡抚格尔古德，山西巡抚倭伦，河道总督陈鹏年，福建巡抚陈殡等一大批清官。形成政治清明的氛围。
其次是启用重典，严惩贪官，起到重大威慑作用。康熙十九年，谕吏部衙门：“致治安民之道，首在惩戒贪蠹，严禁科派，而后积弊可清，闾阎不扰”。为此他严惩贪官蠹虫。如镇压前朝重臣、战功卓著而“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肆意妄为”，的鳌拜。查办了武英殿大学士、贪墨无厌，货贿山积的“明珠党案”。康熙在南巡、西巡时，一路考察，一路惩贪，发现一个，撤办一个，绝不手软。如对收受商人贿赂的侍郎宜昌阿，广东巡抚金俊拟斩或革职。对侵没吴三桂应缴公家财的湖广总督蔡毓荣等，籍没家产，鞭一百发往黑龙江。严处郎中宋俄托，员外郎卓尔图，巡抚穆尔赛，总督喀礼等一批贪官，从而匡正了时弊，端正了官风。
康熙三十年大赦时，把贪官污吏放在不赦大罪首位，并诏令“赃官遇赦免罪者，不许复职”。
（三）亲自巡察审核，辨别真伪，为廉吏平冤，激浊扬清，弘扬正气
澄清吏治，说来容易做时难。如何察奸辨佞，惩恶扬善，成为廉政建设的关键。为此康熙帝“朕躬亲理”，平冤纠错，严惩奸佞，形成了清正廉明的政治环境。
山西巡抚穆尔赛，贪腐至极，罪恶昭著。但朝中大学士、九卿多人包庇欺君，说穆尔赛为人老实不生事。但御史钱钰疏劾他“加派火耗，贪钱敛财”。为此，康熙帝将穆尔赛提京严审。经查实，康熙帝非常震怒，将包庇者大学士勒德洪等各降两级，将满族九卿科尔坤等各降三级，将穆尔赛处以“斩监侯”极刑。
于成龙在两江总督任上,由于严肃吏治，举优劾贪，触动了部分官员的利益，于是罗织罪名对他诬陷诬告。特别是康熙二十二年，有人借中军（相当于侍卫长）田万侯倚势作弊，上书弹劾于成龙年老昏愦，为下属欺蒙，多行不法。由于各种不利声音，康熙皇帝也真假难辨，甚至认为于成龙“居官不如从前，殊觉改操矣”。于成龙受到降五级处分，总督职务不变。于成龙百感交集，一年上疏两次，请求退休。康熙皇帝没批准，于成龙十分感动，为国家社稷耗尽精力。
康熙二十三（1684年）年农历四月十八日，于成龙去世。康熙帝闻知十分伤感，撤销处分，但没有赏赐哀荣。当年冬天，康熙帝第一次南巡，从各方面察访江宁吏治与于成龙的官风。经调查了解，发现于成龙并没有改操，是一些人攻击陷害。回京第二天,康熙帝就在乾清宫召开满汉大学士、九卿会议，当众颁布谕旨：“朕亲历江南采访，已故督臣于成龙居官廉介，洁己奉公，自闾巷细民及各省之人，无不望风推服。此等情操，从古以来，实罕其匹，当为廉官第一”。并为于成龙赐谥“清端”，赠太子太保，准一子入国子监学习。同时批准入祀京城贤良祠，享受国家祭奠。又以朝廷名义赐祭葬、制御诗，康熙帝还亲笔为于成龙书写碑文。皇帝的言行，进一步优化了政治生态。
虽然于成龙处于封建专制时代，缺乏简拔官员的科学机制。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于成龙仕途史表明，建设优良的政治生态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自上而下综合治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讲：“公道正派才能出清风正气，廉洁自律才能塑良好形象。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良好政治生态的营造，要靠全党上下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吕梁市政府办公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