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级而上，来到在国家图书馆二楼，首先被大厅正面的国家典籍博物馆中国传统式的装饰所吸引。整面墙上中国红的高大书架上一排排古籍的造型，显得庄严厚重。这里正在举办中华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展览分“国宝吉光”“百代芸香”“汲古润今”“交流互鉴”四个部分。
有人说，古代典籍是承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郑和宝船”，它的形态、语言和内容是一个时代历史的真实写照，能激起人们探秘寻宝的强烈冲动。
带着这种冲动，我走进了浩瀚的典籍海洋。一进展厅，我便和《永乐大典》不期而遇。其实，《永乐大典》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曾经也买过一套新版精装十卷本。不过真正和《永乐大典》相遇，我还是震撼了。首先震撼的是他的外观，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你能想象一本高50.3厘米，宽30厘米的开本是何等的宏大。那雪白厚实的树皮纸，静雅的版面，封面用多层宣纸硬裱，最外面包有一层黄绢，格外庄重，显示出皇家的威仪和气魄。从《永乐大典》的卷端可以看到，整部大典都是用朱、墨笔写成，朱笔主要用来绘制边栏界行，书写引用书籍的著者和署名，墨笔用来书写题名、卷数、韵目、正文及绘图。整体上端庄美观，朱墨灿然。
我们都知道明成祖朱棣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紫禁城，同样也是他倾全国之力，汇天下书籍编纂成一部旷古巨著《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由翰林院大学士解缙担任总纂修，历时六年(1403-1408年)编修完成，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超级类书，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合集，也是迄今为止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保存了14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共计22937卷（目录60卷），分装成11095册，全书约3亿7千万字，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显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光辉成就。它的初名为《文献大成》，后永乐帝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
这次展出的部分大典原件，以及许多影印本、古籍善本、舆图拓片、档案复印件等，在追述大典六百年沧桑岁月的同时，更彰显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的强大文化自信。在展的《永乐大典卷之五百五十一》卷端，盖着“刘承干字贞一号瀚怡”“吴兴刘氏嘉业堂藏书印”两方印章，很显然，这本宝典曾是近代著名收藏家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刘承干一生痴心藏书，醉心刻书，用心护书。他倾巨资藏书、刻书、聚书60万卷、20万册，并精心设计建造“嘉业堂藏书楼”。
《永乐大典》当时有两部，一部是原稿，另一部被后人称为正本，即经过誊写装帧后的版本。《永乐大典》从编纂成功后，原稿一直存放在南京文渊阁，后毁于大火。朱棣迁都北京后，正本一直放在明朝皇宫中的文楼（今北京故宫午门的东角楼）。这是一部珍贵的史书，明朝皇帝非常重视，嘉靖皇帝就非常喜爱，经常拿几本放在案头翻阅。嘉靖三十六年（1557），皇宫内奉天、华盖、谨身三大殿起火，嘉靖皇帝命人先将文楼的《永乐大典》搬出去，一夜之中竟连传三次圣旨命抢救该书。火灾过后，为防不测，嘉靖皇帝命人又完整地誊写了一部副本，十分蹊跷的是，副本抄录结束后，正本却不翼而飞了。
无论如何难以想象，这么浩大的数量的正本下落不明。大典副本也惨遭浩劫，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也有相当一部分被后人以修书之名窃走。到目前，《永乐大典》仅发现副本400余册、800余卷及部分零叶存世，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余个公私藏家手中。国家图书馆是《永乐大典》最大的收藏机构，但也仅藏224册（台湾故宫博物馆藏有62册）。这艘“宝船”我们只能通过露在水面上的一小段桅杆来猜测这艘沉没宝船的一切了。历史上的《永乐大典》带给人们太多的惊奇和赞叹，它的毁灭也带来了同样强烈的悲伤和遗憾，留给后世许多有待探寻的谜。当代许多人不知道《永乐大典》是一部什么书，还有许多对《永乐大典》耳熟能详的人恐怕一生也无缘见到《永乐大典》的原貌。也许真像人们猜想的那样，这部宏大的“宝船”藏在皇宫的哪一堵围墙里了？或是躺在哪座皇陵里了？如果是这样，留给后世有待探寻的谜，将可能诞生新的中华奇迹。
百善孝为先，中华文化重要的精神内涵之一就是孝道。孝，德之本也。展柜里的《孝经》（一卷）是本唐代玄宗李隆基注，陆德明音义。《孝经》宣扬孝道，认为孝是天经地义的常理，处理伦理关系的准则，也是理家治国之根本。在扉页上盖着三个大印章，分别是“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
这三枚印章都是乾隆皇帝的印章，每一枚都有其时代背景和来历。甲辰年(1784年)，乾隆帝喜得玄孙，一堂五代，因即景福宫增书“五福五代堂”之匾，为文以记，并镌“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以志亘古稀有之事。“八征耄念之宝”是清乾隆年间的印玺铭文，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皇帝为纪念在位55年并庆祝80寿辰而特别制作的。据传，乾隆“八征耄念之宝”的内容重复刻制达37方，几乎每方印乾隆都亲力亲为。巨型的“八征耄念之宝”通常只陈设于宫殿之中，小型的“八征耄念之宝”则常用于书画作品。“太上皇帝之宝”制于乾隆六十年（1795），当年九月三日，乾隆帝颁布了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所写的建储密诏（密建皇储），立皇十五子公式琰为皇太子，次年新正举行了禅位大典。乾隆帝归政后，仍住在养心殿训政，嘉庆皇帝则只能住皇子所居的毓庆宫。嗣皇帝年号嘉庆，只对外使用，宫中继续用乾隆年号，批阅奏折、任免官员等重要政务权力仍掌握于乾隆皇帝手中。
在《孝经》卷首是《孝经序》：朕闻上古其风朴略，虽因心之孝已萌，而资敬之礼犹简，及乎仁义既有，亲誉益著。圣人知孝之可以教人也，故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于是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是知孝者，德之本欤？……就在卷首处盖有15枚收藏鉴赏印章，有“晋斋书画之印”“公式山徐氏家藏”“乾学之印”“天禄继鉴”“李振宜印”“沧苇”“李国寿印” “子祈”“李大升印”等，这些都是方形印章，而独有一枚“乾隆御览之宝”是椭圆形印章，这是乾隆在位时，刻的第一方皇帝玺印。
凭我直观上看，《春秋繁露》（十七卷之第三）是保存较完美的一本，同样扉页上有乾隆帝的三枚大章，卷首有“经术堂印”“天禄继鉴”，仍然有椭圆形的“乾隆御览之宝”。该书是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形成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确立了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把儒家思想归纳为“仁、义、礼、智、信”，并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道德标准，对后世儒学发展和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里展览的是存世最早版本。
展柜前一本《周易正义》（十四卷），装潢大气，字迹工整。卷首“五经正义表”处端端正正盖着14方印章，虽然有的已经很淡了，但依然留下了岁月的痕迹。这是一本唐代孔颖达撰写的《周易》，亦称《易经》，成书于西周初年，系古人卜卦所用，逐渐形成了以阴阳理论为核心的古老哲学著作。唐代孔颖达奉敕主编《五经正义》，成为最早的《周易正义》。据讲解员介绍，这里展出的是本传世孤帙。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自古就有记述历史的优良传统，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过程，优秀的历史文化是其最深厚的基石。
《四库全书》全称《钦定四库全书》，是清代乾隆时期编修的大型丛书。在清高宗乾隆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共收录3462种图书，共计79338卷，36304册（另有目录128册），约八亿字。规模是《永乐大典》的3.5倍。当然，《永乐大典》是类书，相比之下资料更真实；《四库全书》是丛书，规模确实更大。
《四库全书》的编纂从乾隆三十八年 (公元1773年) 二月开始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四库全书》初稿完成。乾隆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以后校对错误缺漏，补充一批书籍入内，乾隆五十八年 (公元1793年) 编纂工作全部告竣。我们看到的展出的是来自原藏于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是存世的四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完好的一部。
《四库全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四库全书》可以称为中华传统文化最丰富最完备的集成之作。中国文、史、哲、理、工、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能够从中找到源头和血脉。
展厅还有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这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一百三十卷。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更珍贵的是一卷由司马光手书的《资治通鉴残稿》，共29行，465个字，记载了东晋元帝永昌元年（322）的史事。上面有宋、元、明、清印鉴上百方，其中有题跋者的印鉴，也有收藏者、鉴赏者的印鉴。
佛经也是这次展出的重要内容，《十地论义记》卷一是天竺僧人世亲写于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内容是解释《华严经》中的《十地品》义。题尾“大统十三年二月岁次丁卯二月四日比丘惠龙于凉州西城内宣觉寺写讫流通末代也”。算起来，至今已经1472年了。唐写本《老子道德经义疏》是《老子道德经》的注疏。经文朱笔，色彩鲜红；疏文墨笔，字黑如漆。据讲解员介绍，《正统道藏》未收此文，无传世本，所以文献价值非常高。
人类文明是多姿多彩的，文明因为多样性才有了交流互鉴的价值。中华文明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不断与亚洲、欧洲、非洲等各种文明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互鉴。在波澜壮阔的交流互鉴中，记载中外文明的典籍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早在战国时期成书的《穆天子传》就记载周穆王向西巡狩，与以后的丝绸之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史记》中的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向西域传播了中原文化，引进了葡萄、石榴、胡麻、芝麻等作物到中原；欧洲人从《马可波罗游记》中，产生了对遥远东方的无比向往，刺激了新航路的开通，拓展了中外文明交流的途径。这里展出的巴黎1687年拉丁文印本《中国哲学家孔子》，维也纳1656年拉丁文印本《中国植物志》，伦敦1910年英文印本《孙子兵法》，意大利威尼斯1583年印本《航海与旅行》等等。展览中的一本又厚又大的《汉字西译》，是意大利人叶尊孝1680年入华任代牧期间完成的，它代表了17世纪以来入华传教士编纂的双语词典的最高水平。还有一本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是一本十四世纪抄本，1882年的法文影印本。该书1298年问世后广泛传播，各种语言的抄本、印本多达200多种，反映出当时欧洲人对东方世界的好奇。中华文明正是在吸收融合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走向繁荣昌盛，铸就了“和而不同、有容乃大、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和宽厚品格。
“和羹之美，在于合异”。典籍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文化的精髓，在文明的交流互鉴中，典籍将成为积淀中华民族精神追求，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