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三年了。

父亲叫王守义，犹如他的名字，父亲一辈子仁义正直。他在兄弟姐妹中排行最末，幼年相继失去父母，不堪哥嫂的冷眼，十五，六岁时就外出流浪，四处碰壁，凭着他完小生的水平，勤奋努力的性格，以及在数字方面的天赋，在时代的激流中横冲直撞，阴错阳差就把自己撞成了粮站的小保管，成为1949年以前参加工作的干部，从而摆脱了祖祖辈辈的贫农成份，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我们后辈几代人的命运。

自记事起，父亲就在罗村粮站上班，那时的粮站是很繁荣且繁忙的，父亲不知多长时间才能回村里一趟，在我模糊的记忆中，小时候看见父亲回家就躲着跑，父亲总是慈祥地让我叫“爸爸”，那时的我总是僵在那里不出声，现在回想起来我是多么的不孝，为什么不曾在能叫父亲的时候多叫几声。直至六、七岁时，因为村里没有幼儿园，我跟着父亲和二姐去罗村上学（那时父亲在罗村粮站上班，二姐在罗村公社上班），那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学习上没什么压力，无忧无虑的成天和小伙伴们到处撒野，上山偷果子，下河捉蝌蚪，到处都有我们欢乐的叫声和笑声。我和父亲的相处也是空前的亲近。母亲口中的父亲是脾气不好且有点重男轻女的，可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在已经有三女三儿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嫌弃我这个多余的女儿，对我的宠溺简直就是纵容，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每天给我一毛钱的零花钱，在现在的小孩眼里一毛钱估计就不叫个钱，可在我们小时候每天一毛钱能买回十几块水果糖的，在小镇上那可是很让小伙伴们羡慕的，父亲每天的一毛钱让我的童年无比甜蜜。我从小爱看闲书，去粮站办事的人看见我手里捧着书，就会当着父亲的面夸我爱学习，人家随口的一句客气话，父亲是很相信的，他会无比自豪、无比宠溺地看着我，当真地说“嗯，就看我的这个小汝子成个材地吧”。他的这句话，对我后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都造成困扰，因为长大后的我并没有成了什么“材地”，只是成了个很普通的人，念了个很普通的大专，做着一份很普通的工作，很长时间里我都很自责，觉得对不起父亲，辜负了父亲对我的期望，这个想法折磨了我很长时间，直到后来我当了母亲才知道，天底下的父母都是这样高看自己孩子的！

记忆中父亲也曾对我动过一次手，那一年不知流行一种什么传染病，据说吃红霉素可以预防疫情，父亲也托人买了一瓶红霉素，花了整整十块钱，然后逼着我吃，那时的我特别笨，一粒药片在嘴里转过来转过去就是咽不下去，反复几次后就不肯配合了，父亲现场教学，好说歹说，我就是不吃，父亲气急了，那次是他对我唯一的一次动怒，也是唯一的一次动手，气急的他狠狠地扬起胳膊，手掌虽然是轻轻地落在我背上，我却委屈的好几天不理父亲，我不能接受的是父亲对我的那种态度，父亲怎么可以这样对我？我觉得他可能是不再喜欢我了。药最后没吃下一粒，就连父亲每天给的一毛钱我也好几天拒绝接受。为人母后，每当孩子们有点小病小痛，我彻夜小心翼翼，辗转反侧不敢入睡的时候，就会想到父亲当时的心情，他那时该是多么的提心吊胆，多么的焦灼啊！恨自己当时怎么就不能吃下那些药片，安慰一下一个老父亲对孩子深深的爱和担忧，我是多么的无用，多么的不懂事啊！

母亲口中的父亲是胆小的，迂腐的，怕死的，拎不清的。父亲在粮站工作了一辈子，每月清库父亲都要把余粮上交，从来不会考虑家里还有七个正长身体的孩子。记得有一次我偷偷的问父亲，“每月清库又没有人知道余亏，都是由你说了算，为什么不把余下的粮拿回家一点，改善一下家里的生活？”父亲不高兴地说：“我是共产党员，怎会干那种事？”那时的粮站有点像现在的超市，印象中父亲中午就没有休息过，常常是正吃着饭，来了领粮的人，他就会放下饭菜去给别人发粮，饥一顿，饱一顿，冷一顿，热一顿，长期的生活不规律，让父亲积劳成疾，一办离休手续就办住院手续。父亲一辈子没有过了一天舒适安逸的生活。工作中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生活中他平平和和，与人为善。他走了，留下的是我们那一道川人的盖棺定论“老王是个好人”“老王是个实在人”……

时光荏苒，当年的懵懂少年已过不惑之年，经过生活无数次地锤炼，终于明白对父亲最好的怀念就是好好生活。珍惜值得珍惜的，做自己应做的，放下该放下的……我们可以选择做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做一个努力上进的人、做一个热情洒脱的人；努力做最好的自己，保持好的心情、好的心态，把每一天过得多姿多彩、平安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