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连榆
我的爷爷名叫薛栋。
爷爷的哥哥，我们的大爷爷名字叫薛梁。我一直感叹爷爷的爸爸真有文化，为儿子赐名“栋梁”，多么伟岸的名字！
爷爷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我依然时不时的会想起他老人家，————一个像老黄牛一样劳作了一生的老农民。
我对爷爷的记忆是从榆次农业社玉米面窝窝开始的。我三四岁时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爷爷在榆次农业社劳动，除了工分，每天能领到一个玉米面窝窝。爷爷舍不得吃，要揣怀里带给我。于是，每天黄昏我便有了一个窝头的期盼。隐约记得有一回我没能等到窝头，爷爷终于没有抵抗住劳作中的饥饿，用窝头充饥了。爷爷那一脸的愧疚苦笑，在我脑海里印记很深。
爷爷曾经是个“官二代”。他的父亲，我们的曾祖父，民国初年曾经考取汾阳二区区长。不幸的是爷爷九岁时，父亲就病故了。早年守寡的曾祖母，决意要留爷爷种地养家，让她大儿子读书做官。如此之宿命，孝心有加的爷爷似乎很认命。
爷爷也曾是热血进步青年，早年加入过牺盟会，担任过村里抗日自卫队指导员，经常与八路军武工队有密切接触。若非家庭羁绊，说不定也会卷入老区干部南下的滚滚洪流，成为共和国功臣，当然，也可能成为英烈。命运之绳将爷爷牢牢栓在家乡贫瘠的土地上，注定了他一辈子只能面向黄土背朝天。
爷爷是村里人所说的那种“有苦人”。干农活从不偷奸耍滑，是生产队的全能壮劳力，队里那些婆姨媳妇辅助劳力，都抢着与爷爷跟组干活，因为爷爷总是不知不觉地超额完成队长下达的定额。爷爷也是村里有名的种田把式，锄耧耕耙无所不会，房前屋后巴掌大的地，会让爷爷做务得郁郁葱葱，果实累累。爷爷给我印象最深的三样：不停的劳作、苦涩的老脸和厚厚的老茧 。
苦难中走来的爷爷，有着中国贫苦农民特有的节俭，有时甚至还吝啬。小时候我经常在爷爷家住，早早吃过谷糠窝窝苦菜稀饭，那种满嘴糠涩，反复咀嚼仍难以下咽的感觉至今记忆犹新。爷爷总是掐着指头，精打细算，盘算着过日子，但又总是在大手大脚的奶奶面前十分无奈。奶奶是那种见了穷人就想帮衬、宁可我自己饿肚子，也要把自己碗里锅里饭食倾其所有倒给穷人的人。为此，老两口拌了半个多世纪的嘴。奶奶有奶奶的杀手锏，每当两人生事吵嘴时，奶奶就会“神灵附体”——披头散发，端坐炕头，扯开嗓子唱将起来，唱腔为本地道情剧，内容则是对薛门大事的数落。长大后我才知道，奶奶的装神弄鬼，其实是北方农村苦难妇女一种积郁的宣泄，是精神分裂症在发作。奶奶前后生过十个孩子，因为缺医少药，半数夭折，最大的姑姑去世时已经12岁！奶奶由此落下精神病病根，一不顺心，就会大声唱曲，念念有词。
或许是受大爷爷仕途荣耀的刺激，也许是对自己躬耕命运的反抗，我的农民爷爷认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执意要让自己膝下三子一女读书，成为文化人。为此，他会悄然揽起大家庭一切劳作事务，让大爷爷安心做官干事，而不失时机地把自己的大儿子、我的父亲早早送往县城的大爷爷家，接受富家子弟才有的读书教育；为此，他会半夜启程进山砍柳，当渡河不慎一双新布鞋被洪水冲走时，竟能挑一担柳条光脚跋涉三十里荆棘山路，为二儿子外出求学换两块银元作学费。爷爷的努力终于没有白费，三子一女个个学成报国，进入公门。爷爷一手缔造了薛家书香门第 ，以我们的父辈为枝干，辛勤培育出的薛门文化之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我薛门子弟尚学崇文誉满北川河畔。
我的爷爷是一条刚强的汉子，但爷爷也有他柔弱的地方。我亲眼看见过爷爷三次流泪，每每想起，仍让我唏嘘动容。
大约1969年盛夏的一天，上小学三年级的我，手里攥着妈妈给的两毛钱，兴冲冲去十五里外的峪口赶集。晌午时分，按照妈妈的吩咐，我买了两只烧饼揣入口袋。回家的路上，我盘算着属于自己的这只烧饼现在不能吃，省得看见弟弟吃烧饼我再垂涎。当我拐进进村的河东田间小路时，远远地我发现了爷爷的身影。时已过晌，爷爷一个人在顶着烈日锄地！我便径直奔爷爷那边跑去，叫一声爷爷，你怎么一个人在劳动？不饿么？不渴么？清晰地记得爷爷停下了锄头，一手摘下草帽为我扇风，一手抹去我满头满脸的热汗。爷爷说，队里把这一片玉米耧锄的活包给他了，做完可以多挣两天的工分。看着烈日旷野中一个人劳作的爷爷，我突然异常心疼爷爷，口袋里掏出一只尚有余热的烧饼硬塞给爷爷，说我一定要看着爷爷吃下去才走。爷爷拗不过我，蹲下身子抱着锄头掰开烧饼大口吃了起来，这时候，我看见咀嚼着烧饼的爷爷眼眶噙满了泪水，有一串泪珠洒落于脚下炽热的土地……
第二次见爷爷流泪，是一个隆冬时节。这一天我放学后信步去河对岸东湾小沟土窑洞里住着的爷爷家。一进大门就听见屋内传来抽泣声音，掀门进屋，只见爷爷跪在炕头 双手抱着粘有泥土的头在泣不成地哭诉，灶间的奶奶，拉风匣烧火煮饭中也在撩起围裙拭泪。原来，爷爷上午上山拾柴，一脚踏空颠倒栽进了一个坑，此坑丈余深却极其狭窄，根本回不过身子，无法退出。不屈的爷爷硬是用蛆虫蠕动的办法一点点倒爬出土坑的。大难不死的爷爷踉跄着回了家，六十多岁的老汉竟像孩子般嚎啕哭诉，直到接过奶奶递来的鸡蛋挂面汤，仍然一把鼻涕一把泪！
1979年深秋，老家捎话给爸爸，说爷爷一病不起，恐不久于人世。于是，月朗风清的当晚，爸爸借了单位的小汽车，叫上我们兄弟三人急匆匆赶回方山老家。汽车到不了爷爷家门口，我们卸了箱盖把病重的爷爷抬上小车，爸爸在小车后座上一路抱着爷爷，径直拉到了离石县医院，事先约好的医生立即投入抢救性治疗，又是输液又是打针，硬是把游走于鬼门关的爷爷拽了回来。病愈出院后的半年时间，爷爷在我们家度过了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他老人家帮妈妈摘菜扫地，和我们玩牌、聊天、说笑，甚至于评判我们的婚事，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家庭“太上皇”，也心安理得地享用儿孙所能带给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的孝心果实。
忽一日，小姑来探视爷爷，说是爷爷离家这半年，我的奶奶几乎每天都要拄着拐杖到村口瞭汽车，一坐就是半天，尔后又悻悻回家。爷爷沉默了片刻后，提出要回老家，非常急切，刻不容缓。于是便携带了药品我们驱车把一个大病痊愈，精神饱满的爷爷送还给了奶奶。
也就是这年冬天，爷爷旧病复发了，不巧的是，爸爸腿骨病疼痛得也卧床不起。于是，老家的叔叔姑姑刻意隐瞒了爷爷的病情，而在老家对爷爷开展了救治。爸爸得知爷爷犯病异常焦急，打发在中专上学的我，骑车回老家探视爷爷。
那是一个让我刻骨铭心的冬夜。姑姑说 ，这天整个一个下午，病榻上的爷爷似乎忽然有了精神。当我极速骑行四十五公里，热汗腾腾支起自行车掀门进屋的那一刻，看见爷爷揭被而坐，招手示意我近前说话。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爷爷眼里闪着泪光，一边用他那布满老茧的手为我抹汗，一边嘴里喃喃地说，俺孩儿累了吧，俺孩冷不冷，爷爷知道俺孩会回来看爷爷……
当天晚上，爷爷走了。
是年，他七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