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诗人李峰先生笔耕多年，创作发表了大量精美诗歌，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推崇，常有诗歌爱好者来电来信，与先生探讨请教诗歌创作。近日，他将自己多年诗歌创作经验心得，写成《学诗渐悟》一文，凡六千余言。编者将之分为上下篇，依次推出，以与读者诸君共赏之。

艺术的最主要的特征是美，艺术品都是美的。因此，有绘画美、音乐美、舞蹈美、建筑美等。诗歌是诗歌艺术，所以诗歌也是美的。古典的律诗、绝句、散曲，有意境的美，有音乐的美，现代新诗有意象的美、也有意境的美、音乐的美。但我觉得，新诗更重要的特征是诗歌的美妙，可以说：好的新诗，都是妙不可言。诗人在铺陈、抒情之后，突然点睛，出乎一般的想象。这瞬间的思维转折，突显出一首诗的美妙，说出一种独特的隐喻，有厚积薄发之感。而不是生硬或勉强地讲出一个道理或哲理。

新诗的美妙还体现在诗歌语言的美妙。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诗歌的语言，是诗人独特的发现，是诗人在一刹那间，大脑与意象碰撞出的词语，这种诗歌的语言，稍纵即逝，不可复制。著名诗人韩东说：诗到语言为止。从诗歌语言这个角度来看，这话是有道理的，是对的。即使是散文诗，也不能例外。平淡的、散漫的、模棱两可的语言，是僵死的，是毫无艺术美感的，那绝对不是诗歌的语言。一首诗里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的分行语言，都是那么美妙。如果全是，那一定就是个花架子，有装腔作势之嫌，不足取。事实上，在一首不太长的新诗中，能有一两句美妙的诗语，已经是很了不得的。这个艺术偶得，是“神遇”。当然，要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必须对诗歌有长期深厚的研学，绝非一日之功，或寄希望于“灵感”。

诗歌中的意象为什么要拟人化。诗人陈跃军说：“诗歌情感的表达需要艺术的物象化，让一些看似没有感情的物都似乎灵动了起来，开始像人一样，有了感情，最终触动读者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创作谈《让西藏的诗意呈现—西藏题材诗歌创作谈》，诗歌是人写出来的，人与人之间是有共同的感情和感受的。因此，我们在写诗的过程中，赋予山川大河、山水树木、日月星空、大鸟小禽等人类的属性，让它们也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样，我们所写的意象，才会走进读者的心灵，才会与读者一起共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在创作的过程中，甚至可以把一些抽象的东西，如哲理、感慨、理论等，也拟人化，赋予它们生命。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有诗意，才更耐看。

诗不远。“诗与远方”，不是说诗在远方，不是说诗歌离我们很遥远，不是说诗歌高深莫测、高不可攀。而恰恰相反，诗很近。从《诗经》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每首诗都是在描写我们身边的生活，都是在状述对生活的感悟，都是在抒发对生活、爱情的情感。如《国风》第一篇“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就是对人间美好的爱情的描述与颂扬。诗，起源于歌谣。诗歌是群众的艺术。最早的歌谣，都是“群众合作”。如果一首歌谣引不起共同的情趣，它就不能传播出去。如流行于陕西三原的歌谣《看见她》。“你骑驴儿我骑马，看谁先到丈人家。丈人丈母没在家，吃一袋烟儿就走价。大嫂子留，二嫂子拉，拉拉扯扯到她家，隔着竹帘望见她：白白手儿长指甲，樱桃小口 糯米牙。回去说与我妈妈，卖田卖地要娶她。”都是“活在口头上”的充满民间生活气息的歌谣。这就是人们对爱情的一种渴望和表白，这能说诗歌离我们远吗？诗歌可以表达对宇宙、祖国、人民的热爱，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本质的认知；也可以观照那些眼下的日常生活。瓜桃李下、街头巷尾、凡人小事等，都是诗歌可以表现的内容，写好了，也一定是好诗。没必要把诗歌赋予高高在上的清高，那是对诗歌的冷漠和偏见。比如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主题是那么明朗普通，每一句都是妇孺皆知。我以为，那些两眼朝上，端起架子的所谓“诗人”，都是内心空荡荡的伪诗人，他们写下的一些分行的东西，也都是浮萍，风一吹就散了，甚至是一堆文字垃圾，是对诗歌的曲解。

《文学百花苑》2021年第5期，发表了我的诗歌七首，发表前，编辑征求我的意见，说，七首诗两个版面排不下，可否不分行排出来。我没多思考，也就应了下来。杂志出来后，编辑在我的作品前冠了个“散文诗七首”。我一看，那七首诗果然未分行，每首只有一个标题。我一口气读完后，甚喜。一点也不减诗味。我便拍照把它们发到朋友圈，并写了一段话：是不是诗，不在分行不分行。是诗，怎么排也是诗。发出来后，有不少诗友点赞。这也算是一次歪打正招吧。这就回到了那个古老的话题：什么是诗？这个问题很多诗人和诗歌研究者，都不好回答，也没有个标准答案。我不想绕过这个话题，但真的也不愿在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上，多费心思，打口舌战。可以准确地说：是诗不是诗，决不以分行不分行为标准。有诗意诗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是诗。那些口水式的、公文口号式的、哲学文本式等，再怎么分行，也成不了诗。

比如，世界上最短的一首诗《生活》，正文只有一个字“网”。有很多人认为一个字的诗，根本不是诗。我不这么看，诗人北岛的诗，一向是由意象或意象群的流动来表达，而不直接说出意指。这首诗用一个“网”的意象，指向生活本身的不自由。看一些分行的文字，是不是诗，主要是要看文字的内容有没有诗意，通篇有没有诗眼，语言表达是不是有悖论、是不是有陌生化的东西。诗人黄梵在《意象的帝国》中说：“一个好的诗人，会懂得在诗中曲折行事，一般不会让诗意不浓的客观意象，孤身行进超过四行，这时诗人光凭直觉就知道，该写下诗意更浓的诗行（所谓的主观意象），以弥补前面诗意的不足。”而我们也经常读到有的诗，前面已经描述了很长几行了，仍未见有诗意的语言和内容，基本上是白描，寡淡无味。表面看起来，是好懂，但那一定不是诗。也有的人，不断地在诗歌中出现一些同质化的表述，或者不断地重复着自己，这不是诗歌的风格，而是诗意的缺乏。

写诗要向钓鱼者学习。没有火急火燎钓鱼的人。那些垂钓者，尤其是老钓手，都是不紧不慢，有条不紊。他们来到一个钓场，总是四面环视，先找到最佳的钓位，然后把钓具一件一件卸下来。一边观察水面， 一边挑选鱼食。一切准备停当，坐定后，先是抛出一些鱼食，谓之“打窝子”，就是吸引水里的鱼，闻味而来，寻食而来。之后，才把渔竿甩出去，两眼硬盯着那水中的鱼漂子，等待鱼咬食上钩。写诗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提起笔就写，不能，那的有个酝酿的过程。一开头就直奔主题的诗，有。但把握不好，会把整个格局一下子缩小了，整首诗马上就局促起来，一点也看不出有什么空灵的意思。有了写首诗的冲动，最好是马上打开视野，最宽泛地展开想象，不断地在事物间进行沟连，如垂钓者的“打窝子”。组织调遣诗歌语言时，就是甩出渔竿。目盯鱼漂子，便是激发创作的灵感。而水中的鱼每咬一次鱼钩，即是找到一个诗眼。等到钩上鱼时，发现是“麦穗”，马上就扔入水中，如是大鱼，就可入鱼敷。这些也就是诗的修改与成型。

在定义现代诗歌的抒情性时，我不得不提出，很多的现代诗歌，并不抒情，而以叙事居多。这是现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或显著特点。现代诗的抒情特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是比较明显的。比如：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艾青《大堰河，我的保姆》、贺敬之的《回延安》等。而到1980年之后，中国新诗的发展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诗歌的内容、主题、形式和语言上，都发生了重大的质的变化。这一时期，大量翻译了外国诗人的优秀诗歌，如普希金、叶芝还有意象派诗人庞德、斯蒂文斯、里尔克、波德莱尔、兰波等。很多先锋诗人，从“口号式”的模式中挣脱出来，开始睁大眼睛，重新审视这个全新的世界，重新认知这个世界。表现在新诗创作上，就是更多地关注生命、人性、本质和内心。因此，他们在表现形式上，笔触笔力上，不再浮躁、华丽，而转向深沉、内敛。而支撑这些厚重的内涵，诗歌文本上，必须构建一个宏大的叙事帝国，一个巨大的意象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