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于读书，亦如此。

收获疑问，往往是另一种读书之妙。

“月亮和六便士，为什么不能同时存在？”

这是我向DeepSeek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面对我的问题，这位新晋人工智能“偶像”对毛姆的隐喻做了阐释，“月亮象征理想，六便士代表现实。追求理想往往要放弃现实的安稳或物质利益，专注于现实则可能让人远离精神上的追求。”

显然，对于这一问题，DeepSeek的思考仅仅停留在读者熟知的且相对浅显的层面，没有探索更深一层的本质。

学生时代，当我读到“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见了月亮”时，有了上述疑问。作家的本意，六便士隐喻日复一日的世俗生活，月亮则代表“诗和远方”，表面上，这一矛盾是人迫于外在条件不得不做出选择，但矛盾的本质也许并不关乎选择。

我们许多书籍，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文学作品抑或历史叙事，都不乏对虚无的探讨。

生活中，我们都在通过行动有意或无意地对抗着虚无——在与他人建立的联结中感知自我存在，在事业发展中建构人生价值，在旅行中把足迹和存在过的边界拓展得越来越远，在跨年凌晨倒计时的高呼中见证自我与时间的关联，在艺术欣赏或吃喝玩乐中享受美好瞬间……

不过，还有一种方式常常被身处信息爆炸时代的我们遗忘，那便是通过读书，与历史上留下过耀眼光芒的智者，以及当下某个领域建树非凡的前辈对话，与他们建立联结，并指导自己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虚无中建构意义。

阅读《人类群星闪耀时》，茨威格写到的“在人类世界的尽头，只剩下一种逃亡方式，即逃亡到伟大的行动中，在不朽的事业中寻求庇护”让我深以为然。尽管书中“人类世界的尽头”和“逃亡方式”只是字面意思，但如果淡去故事背景，这句话的隐喻值得深思。

以我的理解，“人类世界的尽头”是指宇宙的虚无，“逃亡方式”即对抗虚无的方式，而参与“伟大的行动、不朽的事业”，是逃离虚无最好的方式。于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试图让自己的事业与读书中发现的意义重大的变革结合在一起。

大学时，我阅读著名学者温铁军的《解构现代化》《八次危机》，他的经济理论和乡村建设主张让我信服，因此我在毕业后投身实践，用一年时间做了温教授乡村建设团队的志愿者。

同时，出于对环保的热忱，我阅读了《寂静的春天》《沙乡年鉴》和《瓦尔登湖》等环保主义著作，并有幸成为梁从诫老先生创立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员。

其后在北漂中，我做了关注能源领域的产经新闻记者，由此接触到我所高度认同的能源变革事业。因为工作需要，我读了《能源重塑世界》《新能源与第四次产业革命》等知名专业书目，坚信推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的进步，是促进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部分。

随着积累的渐增，我也在后来成为新能源行业的“业内人士”，在目睹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日益领先，通过点滴努力履行“碳达峰碳中和”承诺时，作为参与者、见证者，与有荣焉。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先贤们无数次追问过这些终极命题，试图在虚无中找到自我。西方本体论和逻辑思辨试图通过探索世界来认识自我，而中国哲学则直接把自我作为关注重点，将心性与灵魂成长视为最重要的价值追求。

虽然从小就接触中国的诸子百家，但随着经历渐长，我才发觉，对于个体的人，中国哲学的智慧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

阅读《论语》《礼记》《传习录》等儒家经典，我惊叹于“反求诸己”的东方智慧的伟大。尤其是看到《礼记》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强调“君子慎独”，告诉我们“人之视己，如见肺肝然”时，深刻理解到，我们在生活中常常在意的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其实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自己对自己的看法，是自我的完善。

王阳明临终时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短短八个字让我感慨——对于我们苦苦追寻的意义与价值，先哲们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

也许，读书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此。人类厚重的历史上，无数先贤与智者，如满天繁星，他们留下的文字中裹藏的智慧，则如星星的光芒，在永恒且无限的虚无中倔强地照亮仰望星空的人们，让同行者共鸣，给探路者启迪，更在彼此的交相辉映中编织出灿烂的文明。而我们，能够借这些星光，去对抗永恒且无限的虚无，何其有幸。

正如DeepSeek与我讨论阅读时的最后表述：书籍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人性、自由、责任和生命的意义，同时提供了面对现实困境、寻找人生答案的智慧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