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读书，这两个字于我，总带着一种遥远的、近乎乡愁的怅惘。仿佛那是别人窗内的一盏灯，而我，则曾长久地徘徊在它清辉的边沿。
我出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识字的启蒙，尚未开始，生活的课本，已然以最粗粝的方式翻开。刚上小学，“革命”的洪流便席卷了一切。父亲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押送回村。记忆里最清晰的，不是拼音与算数，而是县里来人翻箱倒柜的刺耳声响，是父母眼中掩不住的惊惶。在那样的惊惧里，学堂的钟声是飘渺的，书本，则成了橱窗里褪了色的摆设，可望而不可及。读书？那是一种与生存无关的奢侈。
年纪稍大，心底却像早春冻土下不甘寂寞的草芽，隐隐地，对“读书”生出了一丝敬畏的向往。朦朦胧胧地感到，那纸页间，或许藏着能让筋骨硬朗些、让眼睛明亮些的东西。于是，“读书明事理”“腹有诗书气自华”这样的句子，便成了心底一幅渺远却诱人的画。我也曾郑重地买回不少好书，齐齐地码在书架上。它们沉默地立着，像一排庄严的士兵，于我，竟成了一种奇特的抚慰——仿佛拥有它们，便与那个“有文化”的世界有了些微妙的联系。然而，真正翻开它们的时间总是太少。渐渐懂得，读书不是一场刻意的奔赴，它更近乎一种心境，一种安宁的、向内敞开的姿态。须得心静了，魂定了，那字句间的味道，才能如茶韵般，一丝丝地浸润出来。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于我看来，那双用脚实实在在踏出来的、带着尘土与体温的路，其间的悲欢与生机，往往比纸上的铅字更为磅礴，也更能喂养一个渴望表达的魂灵。
我人生的转折，发生在1977年的秋天。十六岁，我考入了位于唐山的河北轻工业学校，学的是陶瓷美术专业。那不是培养画家的殿堂，而是为轻工业输送设计人才的所在。可命运有趣，这所朴素的学校，后来偏偏走出了不少有成就的画家。那时的唐山，大地震的疮痍尚未完全抚平，到处是简易的房舍，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然而，一股久旱逢甘霖般的求学欲望，在我胸中炽热地燃烧。课后，我常常徒步几公里，到市里的书店去，站着，倚着，如饥似渴地“蹭”书看。那情景，如今想来有些寒酸，可当时那份攫取光亮的急切，至今回忆起来，心中仍是温热的。
三年时光，给了我一块坚实的基石。毕业后，我回到家乡衡水，先在工厂做设计，两年后调入文化馆。那是一个气氛宽松的所在，像一座小小的、宁静的港湾。馆里的图书室，成了我瞭望广袤世界的一扇窗。正是在这里，在那些默默流淌的时光里，我像一株久渴的植物，得到了缓慢而深透的滋养。我的许多画作，便是在这小小的文化馆里孕育的。也正是在那些独自面对宣纸与自我的时刻，我悟出了一些治学的道理：看别人的画，既要能欣赏其高明处，也要能冷静地辨出那光芒下的阴影与局限。这“眼力”的提升，比单纯技巧的磨炼更为要紧。几年这般“手眼并用”的磨炼下来，我渐渐感觉自己“上了道”。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那些我曾经仰望的画家的作品，在我眼中竟似乎褪了光彩。我恍然，或许不是我变狂妄了，而是我终于向前挪动了几步，而他们，有的已停在了原地。
1986年，我看了一部叫《黄土地》的电影，当那片浑厚、苍茫仿佛凝聚了千年沉默的黄土，如浪潮般扑满银幕时，我周身震悚，仿佛胸膛被重重擂了一拳，又仿佛有一扇一直紧闭的窗，豁然洞开。我要去那里！这个念头无比清晰而强烈。于是，我背起行囊，走向了黄土高原。这一去，便是几十年命运般的牵缠。那高原，于我而言，不再是一片地理的存在，而成了一部无字的大书，一部用沟壑梁峁书写的、用风沙雨雪装帧的、用窑洞炊烟点染的、无比厚重而又生机勃勃的大书。
这里的村庄，古老得像一个寓言。苍凉的古村落，倚着山势，层层叠叠，残垣断壁在夕阳下泛着金黄色的、疲惫而温柔的光。在生于斯长于斯的老乡看来，这些不过是“没用了”的破旧宅院；可在我看来，这“破败”里，却蕴藏着直击魂魄的力量。那扭曲却坚韧的枣树枝干，那被岁月磨去了棱角的石碾，那门上褪了色却依稀可辨的残破门神……每一处，都在无声地言说。吕梁的乡村，这部我捧读了几十年的大书，我至今仍不敢说读懂，只是小心翼翼地，触摸着它的一点皮毛，呼吸着它的一点气息。
2002年初，我调入了北京画院。走进那座艺术殿堂，扑面而来的不是得意，而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渺小”与“饥渴”。周遭皆是见多识广、学养深厚的大家，相形之下，我感觉自己像个怯生生的小学生。那几年，我仿佛回到了在唐山书店蹭读的时光，只是这一次，我翻阅的是一部部活生生的艺术史，是与古今大师们无声的恳谈。我废寝忘食地吸收着艺术的养分，补着那漫长岁月里落下的功课。
或许，正是这多年来的“补读”与“行路”，在泥土与书卷的双重滋养下，让我对那片黄土地的理解，有了一层更深的意味。2018年，我与吕梁山深处的孙家沟，结下了不解之缘。当地领导找到我，希望能在那个极具特色的古村落里建一座艺术馆。彼时，脱贫攻坚的战鼓正酣，乡村需要的，不仅是物质的丰足，更是文化的唤醒与精神的引领。我几乎没有犹豫，便应承下来。
孙家沟，它本身就是一首凝固的、苍劲的史诗，与我的内心血脉相通。此后的六七年间，我与这里的父老乡亲一同呼吸，小心地打磨着这个梦想。我们修葺旧居，却不抹去岁月的痕迹；我们引入艺术，却不惊扰乡村的魂魄。渐渐地，孙家沟声名远扬，它像一块磁石，吸引了无数美术院校的师生、画家前来写生、创作、展览。如今它不再只是一个破败的村落，而成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一个“用艺术点亮乡村”的鲜活注脚。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庞，对着古老的窑洞与山峦挥笔写生，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那个在书店蹭读、在文化馆苦练的少年。变迁的，是时代与载体；不变的，是那渴望通过“阅读”世界来理解自我、表达自我的赤诚。
我曾见过不少以“读书多”自居的人，言必称理论，口若悬河。可当他们兴致勃勃地拿起画笔，涂抹出的笔墨，却没有一点味道，与他们高妙的言辞，恰成了“驴唇不对马嘴”的讽喻。这让我更确信了一点：书中的道理，是地图，是指南针，却不是脚下的路。读了许多书，若不能化入骨血，变成手上的功夫，那书，便只是装饰的门面。
如今，我依然穿行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之间。风吹时，我似乎能听见塬上呜咽的信天游，与古籍中“蒹葭苍苍”的吟唱融为了一体。夕阳下，我看着窑洞窗棂的剪影，觉得那分明就是一册册竖排的、无字的线装书。我终于明白了我如此痴迷这里的原因——我半生的寻觅，不过是在阅读两部大书：一部是笔墨丹青写就人类精神的文明之书；另一部，则是这苍茫厚土本身所呈现的、生命本真的自然之书。而我，何其有幸，能用画笔，在这两部巨著的夹缝间，留下一点属于我的、微不足道然而真诚的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