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一种声音赞美孔天胤是明代著名程朱理学家，这一结论有违明代人判定，与孔天胤的思想实际存在抵牾，著名学者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归纳了有明一代的有影响儒学家，并没有提到孔天胤。

孔天胤、赵讷皆吕梁明代文学家，孔天胤汾州人，赵讷孝义人以孔天胤弟子自居。万历九年孔天胤去世，赵讷撰孔天胤《墓志铭》，王缉为孔天胤在孔家祠堂撰《祀堂碑》（失传），可惜孔天胤墓地下落不明，其墓志铭自然也无出土之日。万历二十年，赵讷又写了《文靖先生孔公墓碑》，其墓碑未获清代县志重视，到民国年间王公式昌先生抄录时已经剥泐严重。不过残碑显示的赵讷对孔天胤的评价，对孔天胤历史定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孔公墓碑》残文中，赵讷首先赞美了三晋多人才，从傅说开创帝王之学，到孔子弟子“子夏则以文学传西河”，后来三晋人才济济，文学家如司马迁、柳宗元，政治家如霍光、裴度、司马光，教育家如王通、薛公式。最后引出文学家孔天胤。

如何理解墓碑上赵讷归纳的“河汾道学”？首先要理解赵讷说的“义学之秘为道学之塞”。义学当指讲求典籍经义之学，而程朱理学不正以讲解孔孟经典自居吗？世人赞朱熹“发圣门理义之秘”。所以赵讷批评程朱理学是学习河汾道学的障碍瓶塞，赵讷认为朱熹理义之秘阻碍了对孔孟之道的正确理解，这与孔天胤批评宋儒“坏人心术”是一致的。可见孔天胤赵讷等并不以程朱理学家自居，某些陋儒鼓吹的孔天胤为程朱理学家之说实际是一种误解。赵讷“河汾道学”不可以等同程朱理学，恰恰相反，是反对程朱理学的，孔天胤赵讷皆是阳明心学的鼓吹人。

赵讷说“王文中子继司马子长崛起龙门，道学为河汾一脉也”，显然赵讷的“河汾道学”指河汾之学。王通，隋代思想家，隋末隐居河汾之间讲学开创河汾之学。孔天胤自称“河汾孔天胤”反映了他赞同王通之学。王通主张恢复孔子学说原貌，研究孔子学说的本来面目，并且将孔子学说与社会实践结合起来，主张三教合一，对混乱的隋末政治给予批判。孔天胤推崇的王中子河汾思想正是对程朱理学的排斥，故孔天胤私谥号“文靖子”赵讷“文直子”皆原本于王通之私谥“文中子”。即朱之俊说的“道气育人”。

赵讷对孔天胤的总评“（孔天胤）继子夏起于西河，盖文学足以继而传之”。文学，是孔门四科之一，指典籍文献词义研究。一些人否定孔门文学与今天“文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其实文献讲解与文学创作都关乎写作水平，今天的“文学”是孔门四科之一文学的演变和发展。荀子曰“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文学两字指写作和解释文字水平，古今未变。古代将从事写作的文人称为诗家史家，今天则统称为文学家。说孔天胤继承了子夏之学，即肯定了孔天胤是一位文学家，文章写得好。故《孔公墓碑》重在肯定孔天胤的文学地位和河汾道学地位。孔天胤自然有自己的儒学观点，根据他的作品来看，倾向于王阳明心学，说他是著名（程朱）理学家，显然是不正确的。而且孔天胤理学明清时期并不被人重视，无论是《明儒学案》，还是明史都没有提及孔天胤。

最早表述为“著名理学家”的是汾阳新地方志资料，特别是汾阳网络宣传。2004年《汾州沧桑》表述为“榜眼、文学家、诗人、学者”，也说他“传承了程朱理学”，定位模糊。2017年《孔天胤评传》则表述为“是一位承前启后的理学家”，也模糊不清。而黄震云教授的表述则较为审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一代通才大儒，著作等身，是元好问之后明代北方的学界领袖”。

结合赵讷写的《孔公墓碑》《孔文谷诗序》《孔文谷文集序》来看，赵讷对孔天胤的定位是文学家，认为孔天胤诗文俱佳，同时也肯定孔天胤的教育之功，是河汾道学教育的践行者。认为西河子夏河汾王通对孔天胤学派影响巨大，孔天胤儒学思想主张来自河汾之学和阳明心学，而排斥程朱理学。赵讷说孔天胤写作速度极快“口占歌咏，即为希古，言出为论，声即为律，当席挥毫，每出一篇，若夙构记”，这正是完成大部头小说作品的风格。孔天胤多次自称“外史氏”，赵讷说他创作《左国礼记》，左即东，礼记是生活笔记，“左国礼记”的实际意义指“东王（庆成王）生活记”，笔者私下认为当指《金瓶梅传》。孔天胤尽管有诗文传世，但并没有广泛流行，黄震云教授《孔子后裔和明代山西儒学》一文将他与元好问并举，认为是明代北方学界领袖，这是极高的评价，就其诗歌散文作品知名度来看难以当之，若以《金瓶梅》论则堪与元好问齐名，足以让他成为文学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