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卫星

在北京这座超级都市里，徐则臣的《王城如海》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窥视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窗口。小说以余松坡这一海归戏剧导演为核心，编织了一张由“蚁族”青年、城市中产与文化精英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在这张网络中，最引人深思的不是简单的阶层对立，而是每个角色身上那种挥之不去的身份错位感——一种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双重夹击下产生的现代性眩晕。徐则臣以惊人的文学敏感，捕捉到了这种眩晕如何渗透进当代人的日常经验，如何扭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如何最终演变为一种集体性的精神症候。

余松坡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身份悖论。作为学成归国的戏剧导演，他带着西方先锋戏剧的理念回到北京，试图在这座古老又现代的城市中实践他的艺术理想。然而，他的作品《城市启示录》恰恰成为了引爆他个人危机的导火索。徐则臣在此设置了一个精妙的文学反讽：最理解城市的人反而被城市所伤，最擅长表达的人反而因表达获罪。余松坡的困境不在于他的才华不足，而在于他的身份认知与现实反馈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以为自己是城市的解读者，却发现自己不过是城市迷宫中的又一个迷路者；他以为可以居高临下地审视都市百态，却不得不面对自己也是被审视对象的尴尬现实。

与余松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鹏这一“蚁族”形象。作为毕业于普通高校的北漂青年，韩鹏蜗居在狭小的出租屋里，每天为生存奔波。徐则臣没有将他塑造成简单的受害者形象，而是赋予了他复杂的心理层次。韩鹏对余松坡的愤怒不仅源于那部涉嫌侮辱农民工的戏剧，更源于一种深层的身份焦虑——他发现自己既不属于真正的底层，又无法跻身真正的精英，处于一种悬置状态。小说中有一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细节：韩鹏在愤怒中撕毁了自己辛苦考取的各类证书，这一自毁行为恰恰暴露了他对主流价值体系的矛盾态度——既渴望被承认，又痛恨这套承认机制本身。徐则臣通过这种细节描写，将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具象化为具有震撼力的文学场景。

《王城如海》中人物关系的复杂性远超表面上的阶层对立。徐则臣构建了一个精巧的镜像结构，使不同角色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彼此的倒影。余松坡与韩鹏看似处于社会光谱的两端，实则共享着相似的精神困境——他们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异乡人”，都在寻找自己在城市中的位置。这种镜像关系在小说的高潮部分得到强化：当余松坡因舆论压力而陷入创作危机时，韩鹏也在为自己的生计发愁，两个看似毫不相干的人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推向了相似的心理状态。徐则臣通过这种叙事策略告诉我们，在当代都市中，看似固化的社会分层背后，是更为普遍的存在焦虑，这种焦虑不分阶层地侵袭着每个都市人的心灵。

徐则臣对北京这座“王城”的文学再现达到了惊人的深度。在他笔下，北京既是一个具体的物理空间，又是一个庞大的心理象征。小说中那些对胡同、高楼、剧场、地下室的描写从来不只是背景铺陈，而是与人物的精神状态紧密相连。当余松坡漫步在改造中的胡同时，那些半拆的墙壁仿佛就是他破碎的身份认同的投射；当韩鹏穿行于高楼之间的狭窄街道时，那种压迫感与他内心的窒息感形成共振。徐则臣特别擅长捕捉城市空间对人的心理影响，他描写的不只是人物眼中的城市，更是城市眼中的人物——一种双向的凝视关系。这种空间书写使《王城如海》超越了普通的社会问题小说，进入到存在探索的文学高度。

《王城如海》中的语言艺术同样值得关注。徐则臣采用了一种介于诗意与写实之间的独特文体，既能精准捕捉都市生活的物质细节，又能传达人物微妙的精神波动。他描写地铁拥挤场景时写道：“身体与身体之间失去了空气，呼吸变成了交换隐私的过程。”这样的句子既是对都市体验的准确记录，又暗含了深刻的生存隐喻。徐则臣的语言总是保持着这种双重性，既扎根于具体可感的现实，又指向形而上的思考。这种语言风格与小说探索的主题完美契合，使《王城如海》在文学性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叙事结构上，徐则臣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束缚，采用了一种更为灵活的心理时间叙事。小说中过去与现在自由切换，记忆与现实相互渗透，这种叙事方式本身就模仿了都市人碎片化的意识流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余松坡对国外生活的回忆段落，这些段落不是简单的背景补充，而是构成了一种持续的心理在场，说明人物的过去永远不会真正过去，而是以各种方式干扰着当下。徐则臣通过这种叙事实验，展现了记忆如何塑造身份，而身份危机又如何扭曲对时间的感知。

《王城如海》中的象征体系丰富而深刻。从书名本身开始，“海”就是一个多义象征——既指代余松坡的海外经历，又暗示都市生活的浩瀚与危险；既是理想的广阔天地，又是吞噬个体的无情力量。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戏剧元素也不仅仅是情节需要，而是成为了生活的隐喻——人物常常分不清自己是在表演还是真实存在，这种自我异化感正是当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核心。徐则臣通过这些象征建构，使小说获得了超越具体社会问题的哲学深度。

从文学传统的角度看，《王城如海》延续又革新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都市小说”谱系。与老舍笔下充满烟火气的北平不同，与王朔笔下调侃味十足的北京也不同，徐则臣呈现的是一座精神分裂的后现代都市——光鲜与破败并存，梦想与绝望共生。他既写实又象征的笔法，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堡的描写，那种将城市空间心理化的文学处理方式。但徐则臣的独特性在于，他将这种文学传统与当代中国经验完美结合，创造出了真正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都市叙事。

《王城如海》最终指向的是一个根本性的现代困境：在全球化与城市化双重作用下，人的身份认同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余松坡、韩鹏等人物都在不同程度上患上了“身份眩晕症”——无法确定自己是谁，应该归属于何处。徐则臣的深刻之处在于，他没有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而是忠实记录了这种眩晕感本身。在小说结尾，余松坡是否走出了创作危机，韩鹏是否找到了生活方向，这些都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读者，我们通过这些人物的经历，看到了自己在这个“王城如海”的世界中的倒影。这种共鸣正是文学的最高价值——不是给出答案，而是帮助我们更清晰地提出问题，更勇敢地面对自身的困惑与矛盾。

在这个意义上，《王城如海》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批判小说，成为了一部关于当代人精神状况的深刻寓言。徐则臣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和精湛的文学技巧，为我们捕捉到了那些稍纵即逝却又普遍存在的心理真实，那些我们都能感受到却又难以言说的存在体验。当合上这本书时，我们或许会突然发现，自己与余松坡、与韩鹏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北京这座“王城”与我们所处的任何现代都市，在本质上也没有那么不同。这种认知既令人不安，又令人释然——它告诉我们，在这个“如海”的世界里，眩晕或许是唯一的常态，而文学，则成为了我们对抗这种眩晕的珍贵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