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腊月，我开启了人生中第一次经商——在县城街头摆摊写对联。

腊月二十一，我和发小各骑一辆自行车，带着买来的红纸、笔墨往县城赶。到了二十二那天，恰逢县城赶集，街上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我们在县医院门口人流量最大的地方摆上一张课桌，正式开始现写现卖。

初次摆摊，心里有些害羞，连一副对联该卖多少钱都没底。待第一个顾客来询问时，我壮着胆子说：“大门对联一副两块，小点的一副一块。”这位顾客看着像“公家人”，穿戴讲究、气质不凡，大背头梳得一丝不苟，慈眉善目里又透着几分不怒自威。我小心翼翼地报完价，心里直打鼓，生怕要价高而被斥责，没想到他却微微一笑说：“给我拿一副大门的，九副小点的。”这开门大吉让我又惊又喜。我们俩麻利地把十副对联卷好，用皮筋扎紧。我诚恳地说：“总共十一块，您是我第一个客人，给十块就行。”他又笑了：“年轻人会写字不简单，大冬天还出来摆摊，你也不容易，我哪能占你便宜？”说着就把十一块钱递了过来。

捏着有生以来第一次靠自己劳动挣来的薄薄纸币，我百感交集，差点红了眼眶。原来，所有事情都逃不开因果循环，没有一滴汗水会白流，没有一次努力会白费。

接下来的几天，更有让我意想不到的事发生。

腊月二十五上午，站着写了半天，我有些累，便靠在桌边休息。这时，我的启蒙老师——程力老师朝我走了过来。我敢肯定，程老师一开始并不知道这对联是我写的，他只是出于对书法的热爱，看到街上有人卖对联，便随意过来看看。程老师身上透着儒雅与睿智，笑容里满是慈爱。我赶紧小跑过去，恭敬地喊了一声：“程老师！”他笑眯眯地夸了我几句，接着转头说：“我来给你写几幅，怎么样？”我求之不得，连忙铺好红纸。程老师略一思索，提笔便挥毫而就。

真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这两天，我听着旁人或真或假的夸赞，还真有点飘飘然，觉得自己笔走龙蛇，颇有成就。可把我的字和程老师的放在一起，高下立刻就显出来了。我羞愧地对他说：“程老师，我给您丢脸了。”程老师依旧像和煦的春风般温和，笑着说：“年轻人能认识到不足，就是进步的开始。况且这不是书法比赛，是市场行为——你用自己的勤劳填补了市场空白，第一步走得非常对。你现在缺的，只是书写技巧的打磨和临帖次数的积累。好好练，就算成不了书法家，也能丰富自己的人生。”

程老师这番充满哲理的话，给了我继续前行的信心和勇气。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上午都会来帮我写几副对联，还会顺便帮我吆喝几声。程老师桃李满天下，又极具人格魅力，在县城里几乎人人都认识他。在他的宣传和感召下，我写的对联成了抢手货。那一年腊月，我用卖对联的钱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后来每次骑车，我总会想起程老师帮我写对联、卖对联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我和程老师的相识，要从12岁那年说起。

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县文化馆举办第一期少年儿童书法培训班，我缠着爸爸给我报了名。第一节课上，一位中等身材、戴着眼镜，浑身透着儒雅与睿智的青年男子走进教室——他就是程老师。程老师讲课既浅显易懂，又幽默风趣，一下子就提起了同学们的学习劲头。他从最基础的楷书笔画教起，从书写的提按顿挫，到字体结构的穿插避让；从“永字八法”，到间架结构的规律，每一个知识点都讲得细致又耐心，我们也听得认真、练得努力。一个月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这期间，虽然程老师只培训了我们半个月，但在培训结业典礼上，他还是赶来和全体学员以及县文化局的领导一起合了影。

成家后，为了生计奔波，我基本没再练过字，只在每年腊月，会为全村的乡亲义务写几天对联。每年我早早买上十来瓶墨汁，每当有人拿着裁好的各色纸张来找我，我都会认认真真地写下“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这类经典对联。到了正月初一，看着大半个村子贴的都是我写的对联，一股自豪感总会油然而生，对程老师的感激之情也愈发深厚。

后来我又断断续续在县城卖过几次对联，但随着印刷对联的出现，人们对这种新式对联的好奇，渐渐冲淡了传统手写对联的市场，我也就没再摆摊卖过。不过直到现在，我仍坚守着每年为自己手写春联的习惯。

近几年，手写春联似乎又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青睐。每年县文联都会组织县城的书法家，义务为老百姓送春联。程老师如今已九十高龄，可每年还是会和年轻的书法爱好者一起，在街头为老百姓写几天对联。每次见到我，他总会针对我写的对联提出意见，让我在发现不足中进步，在不断进步中继续前行。

我心里清楚，我的毛笔字其实难登大雅之堂，远远没达到书法艺术的门槛。可每年还是有不少人打电话，让我帮忙写几副春联。对此，我深感荣幸——来自民间服务人民，就算自己水平有限，只要有人欣赏，我就自会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