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吕梁报有着难以言说的情感纠缠。

1983年，冬季开始不久的一个下午，沸沸扬扬下了两天的雪愈发热闹，一点儿也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天地苍茫一色。在我读书的那所学校显出仄逼的阅览室里，我意外地发现了《吕梁报》。报纸被那种老式的木头报夹整齐地夹着，版面比别的报纸要小上一半。叫我惊喜的是，报纸有专门的版面用来刊登文学类稿子。作为那个时代的一名在校学生，我不大会去关注新闻。吸引我的是，那一期的报纸上刊登的是一篇小说的连载。我几乎毫不费力地就找到了发表这小说开头的那期报纸。

我被作者挡不住的才华和极其凄美的叙事深深地感动。当杨老师喊着她要关门下班的时候，我才听到架在教学楼上的高音喇叭传来《射雕英雄传》令人血脉喷张的音乐前奏，连续上行的弦乐营造出一个爱恨情仇的快意江湖，接着便是罗文、甄妮用十分流行的粤语合唱的歌声：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内波澜现……”。

那时，我十七岁，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正是冬季，光秃秃的树枝间栖息着成群的麻雀。阅览室上的是行政班，这和我的课余阅读形成时间上的冲突，于是我便经常逃课，大多数时间，阅览室里只有杨老师和我。杨老师那时接近五十岁，她好像总是觉得冷，整个冬天，永远是背部靠着暖气片，双手拥着一个装着开水的硕大的罐头瓶子。

我渴望着有那么一天，我自己也能够写出叫人心生感动的文字在《吕梁报》发出来，以此满足我对文学那份真诚的热爱。

第二年的春季和夏季，我和我们班的另一位同学会经常出现在吕梁报文化科，我们的衣服口袋里揣着手写的稿件，我们渴望自己的文字能够在吕梁报发出来，更多的想法是，通过面对面的方式聆听到编辑老师们对我们的文字给出一些文学尺度上的判断和指导。

文化科就四个人。高丽萍是科长，她总是那么明快，看稿的速度很快，然后，马上给出看法。卫成印的散文写的大多是回忆童年生活的题材，读来叫人温暖。王亭亭说话语速很慢，她总是一副不着急的样子。王栋老先生满口汾阳话，他编中缝，内容是从别的报刊上剪下来，大多是一些生活类的小常识，老先生自得其乐，工作一丝不苟。客观上，他们是我文字上的开蒙老师。

事实上，半年之后，新学期开始不久，编辑就给了我机会，《吕梁报》连续发了我的一些稿子。其中，我写兴县摄影家王付全的文字，配了摄影家的作品，占了报纸的一个整版，发了出来。那个时候，自然来稿堆积如山，报纸几天才出版一期，版面又小，报纸处理稿件的能力十分有限。在报纸上发一个整版非常不容易。报纸发稿有它的规矩，终审不大可能会随意地放开口子。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编辑和负责终审的领导会拿出一个整版来发表一个18岁在校学生的文字，那种提携和鼓励新人的做法，需要编辑拥有极大的为人作嫁衣裳的高尚情怀，还有，终审那里，也需要一种相当的担当和底蕴。

有一次，我给李三处老师写了一个充满浓郁文学味道的人物通讯。文章中有一句话，引自李三处本人的说法：“我甚的鼓儿也擂过”。高丽萍看到这句话之后，把我结结实实表扬了一番，她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语言，把人物写活了。从此，我对好的句子，大致建立起了一种属于自己的粗浅感觉和比较清晰的自觉。

得到鼓励的我更加勤奋。

我努力着做起自己极为幼稚的文学梦想。到1986年夏天毕业的时候，我在《吕梁报》已经发表了二三十篇（诗）文学类作品，这些稚嫩的显出青涩味道的文字将很快改变了我的人生走向。

8月中旬，我写好了一篇人物通讯，交到报社王栋老先生手里。王老先生看过稿子后表示，他自己并不负责经济类稿件的编辑。他说他会把稿子推荐给专门负责处理此类稿件的部门负责人。

稿子最终没能在报纸上发出来。

后来，王栋老先生又极为热心的把我和稿子一起推荐给他的汾阳老乡王笑。那个时候，王笑做着《山西工人报》驻吕梁记者站的站长。王栋老先生的想法我不会不知道，他是希望《山西工人报》能够给我的稿子一席之地。这件事情的最终结果是，王笑直接把我推荐给一所地直学校的校长，就这样，我在那所学校做了行政。我的工作相对清闲，单位福利待遇也好。终究，我还是扛不住文学梦想鬼魅般的诱惑，梦想着能够到《吕梁报》做一名文化编辑，把个人的兴趣爱好做成职业。

我还就真的等到了一个机会。1991年，吕梁报社计划扩版，增加人手，我把自己的心事说给了校长，算是口头向她提出了申请，她不同意，态度十分坚决，一点儿也没有融通的余地。这不是领导的故意刁难，是我自己不够意思。我毕业分配那一年，《义务教育法》开始施行，按政策，我们那一届师范类毕业生一律下放到农村，而我因为恩人王笑的举荐，再加上我会写点儿文字，被幸运地留在城里。

那段日子我十分沮丧，我把苦恼说给了吕梁报社杜志社长，老杜表示他可以和我单位的领导说一说。那是一个夏日的清晨，老杜带着我走在路上，从报社到校长家里，那段路程并不远，道路两旁是体态婀娜的柳树，在清新的微风中，柳树是一副动人的碧绿。

我走在老杜的后面，当老杜敲开门出现在我们校长面前时，校长一脸惊诧。马上她又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校长的爱人做着地区教育局局长，曾经是老杜的下属。早年，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两家是邻居。老杜的说辞使我羞涩，他从报社工作的需要和培养人才的角度，希望校长能够顺利放人。男主人正在卫生间刮脸，当他知道老杜亲自登门拜访的来意时，立即停了手上的动作，很不客气的要求他的校长爱人马上放行我的工作。校长当下就笑着依了局长丈夫的意见。

如今，30年过去了，我已经进入暮年，文学不过是我年轻时做过的一个飘渺的美梦罢了。我对我自己早就失去信心，像我这样身心残缺的人，经常对人生怀着一种真切的失望。《吕梁报》和我的人生有着很难说清的纠缠，我曾在那里的文化科、总编室讨过生活，又做过那里的广告，我和闫东海、梁琪玲、王亭亭、彭斌他们至今依然保持着友善的个人往来。我不明白这里面究竟有一种怎样的联系，大千世界，纷繁复杂，自然有我所不能了解的逻辑。

可是，在一些黄昏，我依旧会回忆起老杜带我去登门拜见校长的十分遥远的那个清晨，回忆起当初读到《吕梁报》连载的那篇小说时的那个大雪纷飞的下午，我还会回忆起校园里高音喇叭传来的那个歌声：

“依稀往梦似曾见，

心内波澜现，

……

万般变幻，

斩不断理还乱，

身经百劫也在心间，

恩义两难断。”